我国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五大背景分析

      导读：因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持续攀升等原因，当前国内粮价高出国际市场 30%-50%，竞争力缺乏，小规模、高成本的农业生产模式难以持续。2）因消费结构升级、价格机制问题等原因，部分农产品供需结构矛盾突出，大豆供小于求、进口激增，玉米供大于求、库存高企。

参考《2017-2022年中国休闲农业行业发展态势及十三五未来前景分析报告》

      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背景包括：

      1）因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持续攀升等原因，当前国内粮价高出国际市场 30%-50%，竞争力缺乏，小规模、高成本的农业生产模式难以持续。2）因消费结构升级、价格机制问题等原因，部分农产品供需结构矛盾突出，大豆供小于求、进口激增，玉米供大于求、库存高企。

      3）最近十几年我国粮食生产量、进口量和库存量“三量齐增”，广义粮食安全存在结构性隐患，粮食财政负担沉重。4）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生产粗放，单位耕地化肥农药使用量偏高、利用率低，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严重，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不能满足需求，农业拼资源拼投入的传统老路难以为继。5）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艰巨。

      农业成本攀升，国内粮价高出国际市场 30%-50%

      因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持续攀升等原因，当前国内粮价高出国际市场 30%-50%，竞争力缺乏，农业生产效益低而不稳，小规模、高成本的农业生产模式难以持续。2004-2015 年，我国三种粮食（稻谷、小麦和玉米）亩均成本大幅攀升，从 395 元增至 1090 元，增长175.6%；其中亩均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长 112.4%，亩均人工成本增长216.6%，亩均土地成本增长 302.7%。在粮食成本大幅攀升的情况下，政府以托底收购（2004 年开始）和临时储备政策（2008 年开始）保障种粮积极性。加之国际粮价从 2012 年开始大幅下跌、石油价格在2014 年下半年开始暴跌（影响国际航运成本）、人民币兑美元 2005 年以来总体升值，当前中国国内粮价高于国际市场 30%-50%。比如，2016年 11 月国内小麦价格较进口价格高 43%；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6月国内大豆价格（国产二等，济南）较进口价格（进口二等，青岛）高 31.1%，2016 年 12 月收窄至 4.1%。

      部分农产品供需矛盾突出，大豆供小于求，玉米供大于求

      因消费结构升级、价格机制问题等原因，部分农产品供需结构矛盾突出，大豆供小于求、进口激增，玉米供大于求、库存高企。《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2016-2020）》指出，经济的发展使城乡居民的支付能力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由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健康，进入消费主导农业发展转型的新阶段。加之农产品价格机制市场化改革滞后，玉米出现阶段性供大于求，大豆供求缺口逐年扩大。

      在大豆方面，1992-2015 年，大豆产量从 1030 万吨增至 2004 年的 1740 万吨顶点后降至 1185 万吨，而国内需求量从 1114 万吨增至9926 万吨，供给远小于需求。在玉米方面，2012-2015 年产量大增，从 17483 万吨增至 23021 万吨，但因经济下行、进口玉米便宜和玉米替代品不断增长，国内消费量从 16765 万吨降至 14487 万吨，供给明显大于需求。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在 2016 年末曾谈到，当前全国大豆的平均亩产不到 250 斤，较国际平均水平低 120 多斤。如果大豆平均亩产 250 斤，国家在东北地区的大豆目标价格每斤 2.4 元，一亩大豆的毛收入就是 600 元；但玉米亩产可以达到 1200 斤，按去年的临时收储价每斤 1 元，玉米亩均毛收入就是大豆亩毛收入的两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不可能去种大豆。

      粮食生产量、进口量和库存量“三量齐增”，粮食财政负担沉重

      在此情况下，最近十几年我国粮食生产量、进口量和库存量“三量齐增”，广义粮食安全存在结构性隐患，粮食财政负担沉重。

2003-2015 年，由于粮食播种面积的扩大和单产水平的提高，我国粮食产量从 43070 万吨增至 62144 万吨，增长 44.3%，粮食产量“十二连增”，2016 年回调至 61624 万吨。与此同时，粮食进口量从 2283万吨增至 12477 万吨，增长 446.5%，其中约 2/3 为大豆；粮食出口量从 2230 万吨降至 164 万吨；净进口量从 53 万吨增至 12314 万吨，而在 2003 年之前粮食净进口量从未超过 2000 万吨。2011 年以来，大豆自给率降至 20%以下，2015-2016 年更是不到 12%。

在外粮入市、国粮入库的情况下，粮食财政负担沉重。《全国农村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发改农经[2016]2257 号）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持续大幅增加财政“三农”投入空间有限。

      一方面，种粮需要补贴；另一方面，储粮还需要成本。2012-2016年，玉米、小麦和稻谷库存量合计从 10890 万吨增至 45654 万吨。其中，玉米库存量从 4255 万吨增至 27503 万吨，年末库存/消费量从 25%增至 159%，即当前可满足约 19 个月的消费。小麦库存从 2804 万吨增至 5651 万吨，年末库存/消费量从 25%增至 51%，当前可满足约 6个月消费；稻谷库存从 3862 万吨增至 12500 万吨，年末库存/消费量从 22%增至 76%，当前可满足约 9 个月消费。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程国强研究员测算，每吨玉米库存成本 252 元，这意味着 2.75 亿吨玉米库存需支出 693 亿元。

      农业发展方式粗放，农业面源污染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增多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粮食生产目前仍处于靠化肥、农药和大水漫灌来提高产量的粗放生产阶段，单位耕地化肥农药使用量偏高、而利用率低，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严重，农业拼资源拼投入的传统老路难以为继。《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 年）》指出，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农业发展方式粗放的问题日益凸显。工业“三废”和城市生活垃圾等污染向农业农村扩散，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地下水超采、投入品过量使用、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加重，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增多，推动绿色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十分迫切。《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划（2016-2020）》指出，耕地质量退化、华北地下水超采、南方地表水富营养化等问题突出，对农业生产的“硬约束”加剧，靠拼资源消耗、拼物质要素投入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农业部部长韩长斌 2015 年 8 月谈到，农业面源污染的贡献者主要有化肥、农药和畜禽粪便、农膜以及秸秆等农业的废弃物。农业面源污染主要由农业源的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排放形成，占总排放量的 40%以上。

      1991-2015 年，我国化肥施用量从 2805 万吨增至 6023万吨，增长 114.7%；农药使用量从 76.5 万吨增至 180.7 万吨，增长136.1%。与国际相比，我国单位面积耕地化肥使用量明显偏高。

      2013年我国每公顷耕地化肥消费量为 557 千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高收入国家的 135 千克、日本的 253 千克、印度的 158 千克、美国的 140千克；即便与越南的 441 千克、韩国的 361 千克相比，也是明显偏高。

      但是，化肥农药利用率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2015 年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 35.2%，农药利用率为 36.6%，而欧美国家在 50%-60%左右。

      我国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不能满足需求。在过去十年，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比如 2008 年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2011年瘦肉精事件、2013 年湖南“镉大米”事件等。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多表现在农药、兽药残留超标，微生物、重金属超标，违反添加剂使用标准，检出禁用投入品；主要源于农产品源头污染（农药和兽药超标）、农产品生长的环境污染（土壤和水体污染）、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污染（保鲜剂、包装物质污染）、农产品加工过程中的污染（重金属、微生物及添加剂污染）。根据农业部 2016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信息，抽检样品 45081 个，总体抽检合格率为 97.5%，较本世纪初上升 30 多个点。不过，国内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多低于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如果按照发达国家标准检测，结果可能会出现明显差异，这也是国内优质绿色农产品不能满足需求、一些居民转而依赖进口，以及国内部分具有价格优势的农产品出口较难的重要原因。

      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如期实现全面小康任务艰巨

农业生产面临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这“两块板”的双向挤压，农产品价格提升空间有限，农民持续增收的压力越来越大。《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 年）》指出，在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动力转换的背景下，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的问题日益凸显。农产品价格提升空间较为有限，依靠转移就业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收窄，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速放缓，加快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确保如期实现农村全面小康任务艰巨。

      2015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连续六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从 2007 年的 3.33 缩小到 2.73∶1，但绝对收入差距从 9645 元扩大至 19773 元。并且，随着城镇房地产价格上涨，城乡居民财富差距明显扩大。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截至 2015 年底，按现行脱贫标准测算，我国仍有5575 万农村人口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这意味着每年要减少贫困人口 1000 万以上，时间紧任务重。并且，经过多年努力，容易脱贫的地区和人口已经基本脱贫了，剩下的贫困人口大多贫困程度较深，自身发展能力比较弱，越往后脱贫攻坚成本越高、难度越大。而且，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下行压力在持续加大，贫困人口就业和增收难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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