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高收入群体税负较低影响收入分配公平
（一）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依然突出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2年的0.37上升到2011年的0.39。2002-2009年间，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0.32上升到0.34；修正数据偏差后的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近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显示，2003年以来基尼系数一直在0.46以上的高位徘徊，2008年达到最高的0.491，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因为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信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还存在较大低估。世界银行2011年公布的全世界162个国家和地区的收入或消费基尼系数中，只有1/5的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
（二）财富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除收入差距外，存量财富差距不平等也较为突出。根据报告统计，2015年全球约1%的百万美元资产家庭（私人财富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拥有全球41%的私人财富。中国总体房屋财富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6-0.7，财富占有不平等已经成为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所面临的新挑战。分配不公现象突出，矿产资源资本化收益被矿老板占有，形成暴富群体，国家和全体国民利益受损。国有企业资本化收益被企业实际控制人、相关利益群体和内部职工瓜分，国家和全民没有得到合理分享，政府反而支出大量财政补贴。
（三）我国的高收入群体规模不断壮大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确定的9类高收入个人包括：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主（当年我国拥有近27万家私营企业）；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演员和运动员等；文艺、体育和经济活动的经纪人；医生、律师等具有专业特长的自由职业者。高收入群体的主流成员大多是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也称为高级白领阶层。
2016年2月，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目前有一个中高收入的阶层正在形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数据，2013年月收入超过1万元适用税率20%以上的中高收入者缴纳的工薪所得个税占工薪所得个税收入的比重已近70%，占全部个税收入的比重超过40%；年收入120万元以上的高薪阶层纳税占工薪所得个税比重，达到15%以上。利息、股息、红利和财产转让两个所得项目超越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个税占比，分别成为收入规模排第二位和第三位的项目。
参考观研天下发布《2017-2022年中国税务大数据行业发展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四）高收入群体的税负偏低
2015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比重不到7%。根据国税总局统计，2009年度，全国共有269万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到税务机关办理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申报已缴税额1384亿元。申报缴税额占2009年度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的35.5%。纳税人人均申报年所得额34.78万元，人均申报应纳税额5.24万元。2011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现金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51.2%，纳税份额为68%。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高收入群体纳税份额偏低。目前高收入群体纳税申报率较低，自行申报人数大大低于实际年所得超过12万的总人数。
二、现行税制缺陷和税收环境限制税收调节收入分配能力
（一）现行税制具有结构性缺陷，不利于收入分配调节
1.税制结构不合理，个人所得税比重偏低
201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实现收入7376.61亿，占税收比重只有6.9%。而相关间接税——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和营业税占总体税收的比重分别为26%、7.5%和14.9%。2014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税收占实际税收总额的48.6%。2011年6月后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提高至3500元，工薪所得纳税人占全部工薪收入人群的比重，由28%下降到8%以下，从而使个税纳税人数由8400万减至约2400万人。
2.个人所得税税制缺乏弹性，没有考虑区域性和人群间收入差异
现行个税没有考虑地区差异，北京市2015年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超过高收入国家标准，却与相对贫困的西部地区享有同样的扣除标准。我国现行税制中，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费用减除标准的确定是以社会平均消费支出，也就是家庭生活支出、教育、医疗、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项目的平均数额为依据，无法解决具体家庭支出的差异性问题。在美国，政府收取个人所得税却是以家庭为单位征收的，纳税家庭有5种报税身份，每一种报税身份所享受到的税收福利都有所不同。另外，我国现行税制中工薪所得税的累进税税率同其他收入所得税税率差异大，客观上提供了避税空间。
3.其他税种调节收入分配能力不足
我国现行税制中财产税缺失，造成对财富差距不平等的调节手段阙如。高收入群体拥有较高的财产价值，比如拥有多套住房的高收入群体，因为没有财产税，可以享受出租转让所得带来的较高的财产增值收益。房地产投资投机行为抬高了房价。我国消费税设计滞后，影响其对消费行为的调节机制发挥作用。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税收是生产环节少征税，鼓励生产，而在消费环节上加强征税。虽然多次提出，但我国一直没有开征有“富人税”之称的遗产税，目前世界上开征遗产税的国家达100多个。
（二）纳税环境复杂化加大高收入群体税收监管难度
1.新收入形式层出不穷，纳税监管困难重重
近年来，新的收入种类和形式不断出现，税务总局也不断地发函，疲于应对。2011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关于切实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的通知》，强调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个税征管，加强了对工薪所得以外的个人所得的征管。关注四种高收入行业：房地产行业，矿产资源投资，私募基金，信托投资活动。非劳动所得作为关注重点，其中包括：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及个人生产经营所得。2012年，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证券经纪人佣金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规范证券经纪人的佣金收入纳税管理。2015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股权奖励和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就股权奖励和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征管进行规范。随着收藏热兴起，艺术品经营中的经济行为难以实施有效监管，导致艺术品税收流失。
2.消费升级加快，税制对新的高消费形式应对不足
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逐渐攀高，中国的居民消费升级步伐加快，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不断升级。报告称，中国2014年的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经达到38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品购买国。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认为是奢侈品的商品（包括洗发水、护肤用品和金银首饰等），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同时，又有一些高档消费品和新兴消费行为出现，例如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应列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像酒店会所、俱乐部的消费等需要消费税调节。据相关统计，北京私人会所超4000家，有些会所入会费200万，年消费最低限额30万。根据《2016中国公务机行业特别报告》，目前国内购置公务机需求达1750架，总价值超过3400亿元人民币。
我国艺术品市场整体规模继续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13年交易额占全球交易总额的24%，中国艺术品的市场交易额已经连续两年蝉联世界第二位。大量的艺术品交易没有实行规范的税收申报，现行税收体制对艺术品市场的高消费行为应对不足。
3.税收依从度低，高收入群体纳税意识不足
我国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信息严重不透明。大量私营企业主通过做假账虚报销售额和不开发票等手段，逃避税收监管。现金收支和使用规定上的漏洞以及各金融机构掌握纳税人使用现金的额度、范围的尺度不尽相同，使得大额现金交易现象客观存在，为纳税人偷漏税提供了便利。中小私营企业主规避个人所得税的链条首先始于增值税的规避和企业经营账面利润的缩减。例如货物采购经营业务上，通过增大各种进税抵扣项来降低增值税的缴纳，减少企业账面盈利。将属于非抵扣范围的固定资产通过变换开票产品名称的方式进行抵扣，将其他纳税人购入的固定资产用作本企业进行抵扣，或从小规模纳税人或增值税免税项目纳税人买人发票进行抵扣。工资薪酬方面节省个税成本的渠道，主要有通过福利减少名义工资、分摊发放工资以及尽量采用年终奖金的方式等。
三、近年来欧美国家纷纷酝酿提高高收入群体税负
（一）个人所得税在欧美国家税制结构中占有更高比重，高收入群体承担大部分税负
在美国，近十五年来，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整个联邦税收收入的45%左右，是对财政收入贡献最大的税种（见下表）。以各个国家平均工资来计算，俄罗斯人缴纳个税的比例是13%，爱尔兰和法国个税的比例接近30%，英国则接近40%.2010年，最富有的5%美国人将负担37.1%左右的税负。10%的美国家庭（收入14万美元以上）承担了美国48.3%的税务负担。底层的60%的低收入美国家庭（收入在四万五以下）仅承担17.5%的税务负担。最底层的40%的美国家庭（收入在三万以下）仅承担7%的税务负担。
欧美税收体系中，一般采取增税与减税相结合，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美国、德国、巴西等国家均采用根据当年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生活水平来调整个税起征点、税率和征税退税的办法，以期更好地适应社会和民众生活的需要。
根据是否结婚以及是否有子女，爱尔兰实行两种不同的税率。对于收入不超过33000欧元的单身人士，税率是20%，超过32000欧元税率就提高至41%；对于那些有子女的以及已婚人士，税率在20%以内。爱尔兰的平均收入大约是61000欧元，单身人士的个税达到18000欧元。法国实施5级累进税率，收入在6000欧元以下的个税为零，6000与12000欧元之间的税率为5.5%，12000到26500之间的税率上升至14%，26500到80000欧元之间的税率为30%，对于收入超过80000欧元的税率是41%。英国的税收体系复杂且税率极高，平均收入为56000欧元，每年的个税支出高达22400欧元。单一税（flat tax）引发关注，俄罗斯实行13%的统一税率，个税缴纳只占收入的13%。莫斯科市民的平均收入大约是27600欧元，每个人的平均个税是3600欧元。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格鲁尼亚、罗马尼亚、立陶宛等中东欧国家先后实施了具有单一税性质的改革。单一税制下，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弱化，财政支出承担的分配功能需要强化。
（三）欧美发达国家向富人征收更高的税额，应对财政危机
法国政府在2013年财政年度预算案中规定，对法国生活的富人和大型企业征收富人税，针对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群体，个人收入税率高达75%，针对年收入超过15万欧元的群体最高税率达到了45%。意大利分别向那些年收入高达50万欧元（合计68万美元）和30万欧元的人群增收3%的附加税。英国财政部决定对不动产与资产价值超过100万英镑的富人课税。在美国，奥巴马新的增税提议包括，对于那些年收入在25万美元的家庭或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将对其所得税的税率从当前35%的水平提升至39.6%。对其实行的资本利得税将从15%提升至20%。针对高收入民众还将按照3.8%的比率对其预收收入纳税，美国人工资的医保薪资税（Medicare payroll tax）税率还将从2013年起上调0.9个百分点。
四、提高高收入群体税负对改善收入分配具有重要意义
（一）提高高收入群体税负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
经济信息化、全球化发展使收入分配的差距逐渐拉大，不仅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同样如此。对富人增加课税可以缩小收入差距，抑制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腐败收入、寻租收入和垄断性收入带来的是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提高对富人的收入与资产课税，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相关群体谋求不公平收入的冲动。
对富人课税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一是国内已经形成庞大的高收入群体，近年来我国的奢侈品消费占全球比重持续上升。二是社会财富观念发生变化，富人对提高自身社会贡献度产生一定程度认知。近年来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日益发达是这种观点的一种具体反映。另外提高富人税负可以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创造更和谐的社会环境。
（二）提高高收入群体税负也可能促进经济发展
提高高收入群体税负不仅在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方面发挥作用，同样可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从税收理论看，根据税收支付能力和税收受益原则，具有更强支付能力的纳税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收，而高收入群体因为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是公共物品的更大受益者，应该缴纳更多的税收。从经济理论看，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要低于中低收入者，从富人到穷人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
提高富人税负所筹集到的财政资金可以增加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改善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提升人力资源水平。调节收入和财富的不均等造成的社会问题，可促进社会的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三）设计合理可以规避高税收造成的负激励作用
高税收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例如现行税制下，一个年薪是50万元人民币的中层管理人员在内地工作，边际税率高达25%，纳税额接近10万元；在香港工作，其边际税率为7%，应纳税额2.5万元。纳税额相差3倍，年薪更高的高级管理人员差别更大。税收竞争可能导致人才流失，高税收还可能造成税源流失。据统计，我国1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中的人群，27%已经完成了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税收依从度降低。避税现象有可能蔓延，催生会计师和税务筹划相关行业。
但是在发达国家普遍提高富人税负的背景下，通过对最高收入群体的针对性税收设计，加强社会讨论与沟通，形成足够共识，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高税收的负激励影响。
五、完善所得税和财产税制，加强高收入群体纳税激励和监督
（一）完善个人所得税税制
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负中的比重，由目前的6.7%左右，提升到15%左右。在个人所得税项目中，降低工薪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适当提高其他所得的扣税标准，设立工薪所得之外的其他收入所得的三级累进税制，10万以下标准不变，10-100万收入部分税率为30%，100万以上收入部分征收50%。
完善综合申报制。适当提高年所得12万自行申报个人所得税中的起征标准。调整费用扣除标准，体现量能纳税原则。实行综合扣除和分项扣除相结合的方式，并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收入情况、物价水平等因素的不同而确定相应的费用扣除标准。
（二）完善财产税和消费税税制
完善财产税税制，缩小人群间的财富差距。首先，进一步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完善房产税制度，最终把房产税建立成为地方的主体税种。其次，择机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财产税。第三，调整消费税，部分化妆品和手表等消费品从高档走向中档消费，宜从消费税税目中剔除。增加高档服务性消费的消费税，如高尔夫球、会所消费等，还应增加私人飞机、游艇等奢侈型、炫耀性消费品。
（三）加强纳税激励，提高高收入群体税收依从度
宏观环境方面，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推行银行结算，最大限度的限制现金交易，加强纳税知识宣传与纳税人教育。探讨纳税人协商制度，提高纳税人的责权利意识。党的18大报告中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提高高额纳税人在社区、地方、政府中的民主协商参与是可行途径之一。利用声誉机制，弘扬纳税光荣理念，培养高收入群体回报社会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提高税收使用透明度，让纳税人有监督税款使用去向的民主权力，从根本上培养纳税人自觉纳税的责任感。
（四）强化税源监管，提高征管能力
深入开展税源调查摸底工作，强化管理。税务机关积极树立税收服务意识，利用信息化手段，推广应用个人所得税管理系统，推进与有关部门的信息共享，扩大涉税信息来源，利用信息化手段大力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源监控。关注第二三产业高收入群体的税源监控同时，加强对第一产业高收入群体的税源监控。完善税收举报制度，建立中国的“吹哨人保护”制度，修改“实名举报”等规定，降低举报人的成本，加大税收举报奖励力度，提高举报人收益，提高举报积极性，强化纳税社会监督。
（五）加强国际税收协调，打击富人跨国转移税源行为
加强高收入群体的跨国税源监控。学习发达国家经验，加强国际协调，打击跨国逃税行为（美国国会2011年通过《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案》，要求外国金融机构披露美国纳税人账户信息，打击以境外投资和转移资产方式偷漏税款）。加强与其他国家税收协调，提升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源监控。
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研究一处副处长、副研究员 段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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