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晋平看来，美国的新政策带有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如果真正全面实施，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不利影响。因此，他认为，中国应该在总体克制、不激化矛盾的原则下，尽快建立抑制贸易保护主义预案。
特朗普对华强硬政策较有可能付诸实施
对于目前全球经济形势，赵晋平认为，全球经济和贸易投资增长目前出现了一些温和回升的迹象，但是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正在迅速抬头。
据WTO预测，2017年全球贸易增速可能会超过2016年的2.3%，达到3.8%的较高水平（剔除价格因素）。这就意味着2012年至2016年连续五年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趋势将可能终止。从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预测来看，2016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下降13%，预计2017年全球跨境投资可能实现恢复性增长，达到10%左右。
但是，这些机构在预测时并未将一些不确定因素考虑进去。赵晋平表示，当前经济形势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就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如果以特朗普所代表的强烈贸易保护主义真正开始实施，可能会带来贸易增速的下降甚至全球经济增速的下降。
赵晋平对今后美国政策可能的走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根据特朗普上任一个月以来的表现而言，还会坚定兑现他所谓的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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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走向看，减税、基础设施建设、控制政府规模等措施，有助于特朗普力促美国再次强大的目标的实现，也符合国际上结构调整新趋势，契合选民意愿，因而不会招致较大阻力，顺利实施的可能性很大。
但在放松监管、涉及别国的多双边政策方面，目前还在评估阶段或政策框架尚不明晰，且受多方因素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而且，截至目前，特朗普多次提及的一些直接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政策尚未落地，但从他当选之后对华始终持有的强硬政治姿态来看，较有可能付诸实施，从而令中美经济贸易关系趋于恶化。
“不过，中美全面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较小。”赵晋平说。
美国新政或拖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那么，美国新政将对现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呢？赵晋平认为，有六方面影响。
一是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引起欧洲一些国家的效仿。二是保守主义政策会对地缘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有可能引发大国之间的对抗。三是加强恐怖主义抬头的风险。四是近十几年来在全球治理改革方面取得的成果可能出现倒退。五是国际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加大。六是逆全球化的趋势会进一步加剧。特朗普新政可能断送奥巴马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的三大重要成果——TPP、TTIP、TSA.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标准、跨区域和巨大区域贸易安排的进程中断，将产生全球性影响。
在美国进口下降对全球的影响方面，赵晋平作了一些分析。他表示，各国对美国的出口占到全球出口的13%，如果特朗普典型的、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使得美国的进口减少10%，那么，全球对美的出口贸易额将会下降1.3%，减少2137亿美元。
这对全球GDP有多大的影响？赵晋平认为，这一贸易额下降将直接使全球GDP增速下降0.29个百分点。如果将主要经济体相互之间依存关系基础上的连锁反应和传导因素计算在内的话，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能加倍，接近0.5个百分点左右，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回升。而对于中国来说，受影响的程度同样不容低估。
“这仅仅是在假定美国的进口下降10%，如果下降20%，这个影响会加大。”赵晋平强调。
在美国直接投资下降对全球的影响方面，赵晋平表示，按照2015年实际水平计算，美国的对外投资占到全球直接投资的17.2%，如果美国从税制改革等方面限制企业对外投资，导致美国对外投资下降50%，全球的直接投资将会下降8.6%，这个金额会达到1615亿美元。除此之外，美国大幅减税带来的国际资本吸纳效应可能导致外国对美投资快速增长，在投资能力一定的情况下，自然流向美国以外国家的投资会相应减少。这两个因素，有可能导致中国吸收外资出现下降。此外，赵晋平认为，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新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容低估，更为重要的是要关注对中国的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赵晋平表示，人民币这两年的趋势是对美元贬值在加快。随着美国新政策的实施，美联储加息、减税等一系列政策的影响，美元走强趋势可能持续，这就意味着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还会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持续存在可能进一步加大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
多措并举应对美国新政策影响
那么，我国应该如何应对美国新政策产生的影响呢？赵晋平认为，首先，要做好中美贸易摩擦的精准应对预案。根据国际经验的判断，美国可能通过三种方式来加大对中国贸易方面的制裁：一是通过调整标准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并相应加征一定比例的关税；二是通过双边谈判，让中国自主限制出口；三是通过贸易救助政策，以反倾销、反补贴等方式加征中国商品的关税。因此，中国应在总体克制、不激化矛盾的原则下，有理有力有节地妥善应对，尽快建立抑制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预案。
其次，切实把改善营商环境作为应对政策中的重中之重。客观来看，一方面国内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持续上升；另一方面，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和能源价格高于美国等主要国家水平，税负高也是部分企业反映强烈的问题，这些都对企业信心造成了较大影响，成为对外资吸引力下降和国内企业向海外转移的诱因之一。我们要找到在营商环境方面的自身差距和问题，加快落实“引资20条”，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国内外企业信心，加快推进既定改革进程，深化市场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夯实抵御风险的实力基础和制度准备，提升自身应对变局、把握机遇的能力。
再次，通过模式创新积极寻找新的中美合作机遇。需加强多层次沟通，通过以创新的视角和方式寻求利益契合点，发掘合作共赢潜力。例如，将基础设施作为互赢共利的契合点，作为战略对话的重要选题，力促美国尽早认识到中美在全球事务中利益攸关，寻找机会以合作共赢代替对抗遏制。
除此之外，赵晋平还建议中国要更加主动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和全球化进程。他认为，在全球治理上，我国尚不具备全面填补美国收缩后留出的战略空间的能力，需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发挥集体推动力。要继续大力倡导全球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推进发展议题，以区域经济合作为重点，抢抓RCEP谈判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时间窗口。
作者：王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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