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监管、环境监测、媒体监督、全民关注形成了全社会积极应对雾霾的格局。然而,雾霾来临之日,便是谣言四起之时,空气指数与舆情面临双重“爆表”。各种以偏概全、错漏百出、哗众取宠的言论不断出现,甚至病毒式传播,形成非理性、非科学、非健康的舆论导向。“汽车尾气比空气干净10倍”“雾霾存在硫酸铵时才会发布红色预警”“风电站防护林阻挡大风导致雾霾”“雾霾不散是因为核污染”等“雷人”言论,以骗取点击量为目的,造成大众心理恐慌,混淆视听,严重动摇了全社会治霾的信心。因此,治理雾霾的同时必须积极应对谣言,以舆论清风消除心中之“霾”。
谣言主要类型
雾霾天气频发,传言趁势而起。舆论场中,真假混杂,煞有介事的“雾霾真相”和极富煽动性的帖子铺天盖地。2016年12月30日,环保部门联合释疑“2016年度十大雾霾传言”,普通民众才得以拨云见日看见真相。关于雾霾的谣言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信口雌黄型。《别拿雾霾开玩笑了,它是一级致癌物》打着钟南山院士的旗号,称北京肺癌发病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呈现年轻化趋势,80个PM2.5微粒可以堵死一个肺泡、雾霾会让鲜肺六天变黑肺、吸一天雾霾就可能导致偏瘫、雾霾会导致不孕不育、雾霾让人折寿5年半。事实却是,钟南山院士发布声明,称“雾霾致癌的资料有不少是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或肆意篡改”,澄清上述文章存在概念错误,非本人所写,并就引用相关数据致歉。相关数据显示,2003年—2012年,北京肺癌年平均增长率为1.2%,2011年肺癌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为23.53/10万,全国可比的最新肺癌标化发病率为25.34/10万,可见北京市肺癌发病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发病中位年龄从2002年的69岁增长到71岁,年轻化趋势并不明显。
参考观研天下发布《2018-2023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产业市场竞争现状调查与未来发展方向研究报告》
以偏概全哗众取宠型。稍有事实依据的谣言多为以偏概全哗众取宠型,网传视频用4000流明灯光微距镜头显示出北京雾霾,视频中一些细小颗粒四处飘散,令人不寒而栗。事实上,形成雾霾的雾滴、细颗粒物都是肉眼无法看到的,需要借助显微镜仪器,视频中所见只是灰尘而已。还有谣言称雾霾频发,北京空气质量逐步恶化。但环保部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27日,2016年北京市PM2.5平均浓度为7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0.0%。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5年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1998年—2013年,北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的年均浓度分别显著下降了78%、24%和43%,15年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跨界发言偷梁换柱型。瑞典哥德堡大学抗生素耐药性研究中心4位学者在研究中提到,“从北京雾霾中检测出抗生素耐药性基因”,引发关注。随后国内部分微信公众号发表题为《北京雾霾中发现有耐药菌,“人类最后的抗生素”对它束手无策》《北京雾霾中含有耐药菌60余种将导致药物失去作用》等文章,造成了舆论的恐慌。事实上,细菌的耐药性和致病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耐药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致病性的增强。国内外多位专家表示,细菌耐药性的获得是由进化选择和抗生素等诱导选择引起的,雾霾不产生耐药基因,雾霾与耐药菌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
谣言因何而起
关于雾霾的谣言或断章取义,或夸夸其谈,或肆意篡改,或夸张滑稽,极容易被广泛轻信与传播,对雾霾的治理有百害而无一利。产生谣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信息公开程度、雾霾治理效果等都会影响舆论的走向。
一是信息公开不充分是谣言产生的根源。谣言的传播根源在于政府对相关重要信息公开不及时、发布渠道不通畅,甚至对信息进行遮掩和回避。雾霾来袭,常常引起公众的无奈、疑惑、焦虑、恐慌、愤怒等负面情绪,而娱乐化、情绪宣泄式的谣言借助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传播手段使得不良情绪持续发酵蔓延。真相的缺失加之社交媒体的发达,造成谣言四处传播,“线上雾霾”实难吹走。
二是治理效果与公众感受不符给了谣言传播可乘之机。虽然污染物浓度一直处在下降趋势,但仍与公众的直观感受不符,治霾的工作和成效达不到社会的预期。例如,虽然数据显示北京的空气质量水平趋向好转,但在供暖季或遭遇极端气象条件时,雾霾仍较为严重,对居民工作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这种雾霾治理效果与公众期待存在的差距让公众对治霾充满希冀又备感无奈,使得舆论环境更为混乱。
三是认识不深入,科普不到位进一步催生了舆情。雾霾形成机理极其复杂,尤其在机动车是不是主要的污染源的问题上,民间和官方之间长期存在争议。随着有车族的逐渐增多、限号带来的诸多不便,民间对于“机动车排放是北京主要污染来源”的官方说法越来越倾向于反对的态度,认为污染企业、燃煤、规划不当才是污染的罪魁祸首,限制机动车对治污作用并不大。官方和民间对于雾霾成因的理解和认知不同,也为全社会就雾霾治理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带来阻碍。目前由于缺乏广覆盖、高精度的雾霾监测体系,导致发生预测预警“临时抱佛脚”、结果不准确、时间不及时,甚至政府部门发布信息口径不一致,导致公众无所适从。在雾霾问题上,科学观点在舆论场中往往处于弱势,一些研究成果极易被媒体断章取义和普通民众误读,引发恐慌和焦虑。一些学者和知名人士关于雾霾的公开言论和观点也往往推波助澜,有些言论不但无益于凝聚共识,联动治霾,反而加剧了舆论的撕裂。
四是应对措施不力引发次生舆情。“临时性的治理措施”,包括区域工厂停产、车辆单双号限行、停止工地作业等“短期手段”,被认为是“有成效、无长效”。“碎片化的解读”使得政府的决心演化为对政府“提头来见”的片面化拷问。进而形成政府“说了不算,诚信堪忧”的负面形象,损害政府执公信力,甚至是执政能力。而学校停课、高速公路封闭、航班及延误等措施,则进一步加剧了次生舆情的发生。
积极应对重霾之下的舆情
雾霾已成为国人的“心肺大患”,必须谨防雾霾来临之时舆情“爆表”。治霾之路漫长,面对大面积、持续性的雾霾天气,不能只是在吐槽、抱怨中“等风来”,政府和公众都应该有反思、有行动。
第一,增强信息供给水平,让真相走在谣言的前面。重霾之下,无人可以置身事外。政府应开诚布公,主动承担信息发布、答疑解惑的责任,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用科学观点引导公众舆论,政府要“主动说”“抢着说”“说得对”“说得好”,提升公众“安全感”。尤其是在交通出行、上班上学、健康防护等民生方面,要细化信息内容,使公众的生活有据可循。要发挥官方网站、自媒体等“谣言粉碎机”的功能,对有关雾霾的不实言论和“伪科学”观点予以坚决、快速地回击,驱散舆论场中的“雾霾”,让公众能够以更成熟的心态面对雾霾。
第二,提升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能力,让民众正确看待雾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雾霾需要长期治理,并非朝夕可根治。因此,加强雾霾监测的精细化、深入化和公开化,从而为科学分析提供更为精确的数据支撑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加强科普宣传,提升信息公开化、易懂性和亲民度,用公众容易理解、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普及雾霾的成因、危害,治霾成效与措施,甚至治霾的难点。要赢得更多的民意支持和认同。强调源头治理、解决污染物排放是根本,切勿盲目夸大和推崇“治霾神器”,以免激发公众的反感和抵触情绪。
第三,增强政府对舆情危机应对能力,争取科学的舆论话语权。提高预警水平,雾霾预报要准确、具有公信力。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应充分统一口径、细化内容,让公众感受到应急机制清晰有序、层次分明。政府应及时回应社会上有关雾霾危害、影响、治理进度、治理理念、治理决心等热点关切,既要以理服人,又要懂得换位思考,多站在公众角度考虑问题解释问题。这不但能帮助政府取得舆论话语权,树立阳光负责的形象,也能防止网上各类谣言和炒作。回避矛盾,不愿、不敢、不会与外界正面对话,只会让负面舆情滑向难以控制的深渊。
第四,加强舆论监管,稳定情绪,齐心、治霾。由于网络谣言制造成本低、传播速度快、难以揪出谣言源头,难以控制,常常陷入“先转发、再恐慌、后辟谣”的窠臼,使得公众认识更为混乱、治理信心动摇。必须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谣言制造的成本,净化公共问题的舆论空间。政府要强化各种公众平台的事先审查义务,及时有效阻击谣言的传播,稳定了公众情绪,增强公众对治霾的信心。
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法律与治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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