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运营态势及十三五投资决策分析报告》
1.我国申遗的历史概要
中国于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首次拥有了世界遗产（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长城、莫高窟、北京故宫、秦始皇陵兵马俑、泰山），1999年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2004年在苏州首次担任主席国举办世遗大会。
自2003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功申请世界遗产。
在申遗早期的80、90年代时，我国的重心是历史建筑群的申遗，如故宫博物院、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秦始皇陵(含兵马俑坑)、敦煌莫高窟、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布达拉宫、武当山古建筑群、曲阜三孔景区，都是在1995年前就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
在2000年后，我国申遗的重心渐渐转移到世界遗产的文化内涵和保护目的上面，申遗项目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古村落建筑（皖南古村落、福建土楼、开平碉楼等）、文物和遗迹（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安阳殷墟等）、线性文化遗产（大运河、丝绸之路中国段）、罕见地貌及保护区（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中国丹霞地貌、天山垂直植被带、可可西里保护区）渐渐成为了我国遗产名录的主力。
2.我国申遗的内在动力
我国曾经掀起了一股“申遗热”，各地方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寻找、开发本地独特的资产，以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为莫大荣誉，其动力与目的值得探究。
1)保护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作为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具有独一性，不可复制性和不可再生性。对其的保护已经超越了环保的概念。
在保护世界遗产方面，既要考虑保护能力，又要考虑保护的意识。
申请世界遗产能够从这两个方面推动对我国独特的文化和自然资产的保护。在经济水平不高的阶段，对自然环境往往是破坏性开发（我国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对自然的破坏并不亚于工业化历程），对文化传承也不够重视、无力重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环境污染、历史割裂等现象。
80年代后期开始申遗，对于遗产的开发和保护无疑是一件好事。
首先，世界遗产一旦申请成功，在80、90年代对拉动当地经济有着巨大影响。当时各地的GDP基数相对现在并不高，旅游业方兴未艾，申遗的成功往往对游客数量有爆发式的推动。
将旅游收入和景区开发、保护结合，互相推动和促进，正好提供了保护世界遗产的能力。其次，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对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对游客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警示，将“保护”这一意识时刻印在脑海。
再次，世界遗产委员会履行监督职责，对保护措施不够好的缔约国会采取特别性措施，外在监督也是对政府的一个督促和压力。
2)弘扬独特的文化
我国不但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而且是个多民族国家。因此，历史跨度、地理跨度和民族多样性三个维度决定了我国拥有丰富的、独特的、多种多样的文化。
中华上下五千年留下了许多遗迹、文物和建筑群。他们本身就是历史，历史构成民族性格。这些不可复制的、脆弱的古迹，是加强我国的民族认同和国家信心的重要依凭。世界遗产的头衔、旅游景区的开发，提供了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亲身体验历史、触摸历史的机会，也能够引起广大人民对历史的好奇与重视。
由于我国汉民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上面更需要重视。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保护各民族独特的文化遗产能够保护民族文化，而且文化遗产本身就已经是很好的文化载体，能够生动、形象、实在地向游客和研究者提供民族文化的实证。
3)提高地方知名度
中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划，348个市级行政区划，出于多种角度考虑，地方政府均有提高地方知名度的诉求。
4)发展旅游业、招商引资
“申遗”最直观的目的和动力是经济效益。不但体现在景区的客流量增加，有了知名景区之后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消费品、提供餐饮住宿的酒店、基建等，从而形成成熟产业，拉动良性循环。
招商引资作为改革开放前期一个重要的地方经济发展手段，自然是能够引起地方政府重视的。
举一个典型例子。2010年中国提交了丹霞地貌的申请，在项目初期选择了7个不同地区的典型丹霞地貌一并列入申请。但项目开始不久，甘肃张掖退出申报，原因是张掖政府财政较为紧张，且开发并不具备申遗条件。
在这7个当中，只有广东丹霞山建成了5A级景区。而为了当地崀山丹霞地貌的申遗，作为年财政收入仅为1.7亿元的贫困县，湖南新宁县在短短4年（这是我国申遗史上最快的速度）的申遗过程当中投入了4.5亿元。
这笔巨大的投资收获颇丰——申遗成功后的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当地就已经成功签约17个项目，招商引资28亿元。2002年客流量为43万人次的崀山，在2015年“十一”黄金周就接待了超过46万人次，7天门票收入1815万元，日承载量曾突破上限120%。崀山也在2016年被列入国家5A级景区。
1.我国申遗的历史概要
中国于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首次拥有了世界遗产（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长城、莫高窟、北京故宫、秦始皇陵兵马俑、泰山），1999年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2004年在苏州首次担任主席国举办世遗大会。
自2003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功申请世界遗产。
在申遗早期的80、90年代时，我国的重心是历史建筑群的申遗，如故宫博物院、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秦始皇陵(含兵马俑坑)、敦煌莫高窟、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布达拉宫、武当山古建筑群、曲阜三孔景区，都是在1995年前就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
在2000年后，我国申遗的重心渐渐转移到世界遗产的文化内涵和保护目的上面，申遗项目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古村落建筑（皖南古村落、福建土楼、开平碉楼等）、文物和遗迹（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安阳殷墟等）、线性文化遗产（大运河、丝绸之路中国段）、罕见地貌及保护区（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中国丹霞地貌、天山垂直植被带、可可西里保护区）渐渐成为了我国遗产名录的主力。
资料来源：互联网
2.我国申遗的内在动力
我国曾经掀起了一股“申遗热”，各地方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寻找、开发本地独特的资产，以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为莫大荣誉，其动力与目的值得探究。
资料来源：互联网
1)保护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作为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具有独一性，不可复制性和不可再生性。对其的保护已经超越了环保的概念。
在保护世界遗产方面，既要考虑保护能力，又要考虑保护的意识。
申请世界遗产能够从这两个方面推动对我国独特的文化和自然资产的保护。在经济水平不高的阶段，对自然环境往往是破坏性开发（我国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对自然的破坏并不亚于工业化历程），对文化传承也不够重视、无力重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环境污染、历史割裂等现象。
80年代后期开始申遗，对于遗产的开发和保护无疑是一件好事。
首先，世界遗产一旦申请成功，在80、90年代对拉动当地经济有着巨大影响。当时各地的GDP基数相对现在并不高，旅游业方兴未艾，申遗的成功往往对游客数量有爆发式的推动。
将旅游收入和景区开发、保护结合，互相推动和促进，正好提供了保护世界遗产的能力。其次，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对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对游客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警示，将“保护”这一意识时刻印在脑海。
再次，世界遗产委员会履行监督职责，对保护措施不够好的缔约国会采取特别性措施，外在监督也是对政府的一个督促和压力。
2)弘扬独特的文化
我国不但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而且是个多民族国家。因此，历史跨度、地理跨度和民族多样性三个维度决定了我国拥有丰富的、独特的、多种多样的文化。
中华上下五千年留下了许多遗迹、文物和建筑群。他们本身就是历史，历史构成民族性格。这些不可复制的、脆弱的古迹，是加强我国的民族认同和国家信心的重要依凭。世界遗产的头衔、旅游景区的开发，提供了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亲身体验历史、触摸历史的机会，也能够引起广大人民对历史的好奇与重视。
由于我国汉民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上面更需要重视。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保护各民族独特的文化遗产能够保护民族文化，而且文化遗产本身就已经是很好的文化载体，能够生动、形象、实在地向游客和研究者提供民族文化的实证。
3)提高地方知名度
中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划，348个市级行政区划，出于多种角度考虑，地方政府均有提高地方知名度的诉求。
4)发展旅游业、招商引资
“申遗”最直观的目的和动力是经济效益。不但体现在景区的客流量增加，有了知名景区之后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消费品、提供餐饮住宿的酒店、基建等，从而形成成熟产业，拉动良性循环。
招商引资作为改革开放前期一个重要的地方经济发展手段，自然是能够引起地方政府重视的。
举一个典型例子。2010年中国提交了丹霞地貌的申请，在项目初期选择了7个不同地区的典型丹霞地貌一并列入申请。但项目开始不久，甘肃张掖退出申报，原因是张掖政府财政较为紧张，且开发并不具备申遗条件。
在这7个当中，只有广东丹霞山建成了5A级景区。而为了当地崀山丹霞地貌的申遗，作为年财政收入仅为1.7亿元的贫困县，湖南新宁县在短短4年（这是我国申遗史上最快的速度）的申遗过程当中投入了4.5亿元。
这笔巨大的投资收获颇丰——申遗成功后的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当地就已经成功签约17个项目，招商引资28亿元。2002年客流量为43万人次的崀山，在2015年“十一”黄金周就接待了超过46万人次，7天门票收入1815万元，日承载量曾突破上限120%。崀山也在2016年被列入国家5A级景区。
资料来源：中国报告网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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