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中国报告网发布《2017-2022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产业运营现状及发展态势预测报告》
少子老龄化、严重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是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三大“难题”。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国政府从调整生育政策入手，2016年起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对近中期的人口老龄化有微弱的下调作用。“十三五”期间，如何调整人口政策体系，以实现新常态下的人口均衡发展？为此，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调研员、副研究员冯文猛。
生育政策调整需要分三步走
中国发展观察：我国是人口大国，既要面对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资源环境关系紧张、就业和脱贫压力等问题，也要面对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问题，2016年我国正式公布了《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但全面二孩政策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生育高峰，为什么？有业内专家建议，应全面放开生育，您对此怎么看？
冯文猛：事实上，对于二孩政策落地是否带来了预期的生育高峰，是存在争论的。按照国家统计局给的数据，近些年我国每年出生人口一直维持在1600万人左右，2016年出生人口1786万，比2015年增加了131万。从这个数据判断，说二孩政策一点儿效果也没有显然不符合实际。
但二孩政策落地后，确实没有带来有些人预期的几百万新增出生人口。对此，我们需理性看待。一方面，二孩政策所积累的生育是需要时间释放出来的，一般是三到五年。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怀孕、妊娠都需要时间。全面二孩政策刚落地，且各地在实施中还有一些时差，不可能政策一落地，孩子立刻出生。2016年选择生育的，往往是那些年纪太大无法再等的高龄群体。对于全面放开二孩后到底能够带来多少效果，需要花时间紧密跟踪，只有把未来三、四年的生育情况做个整体分析，才可能做出比较科学的结论。
另一方面，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受观念改变、育儿成本上升、工作方式变化、家庭政策不完善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确实在下降。这方面已有一些调查，虽然结果不尽相同，但整体显示出这样的趋势。
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总和生育率就开始低于2.1的更替水平，对于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比较令人信服的判断是在1.5左右。这种情况从中长期看，不利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我个人是赞同的。实际上，在2012年写的一篇研究报告中，我曾提出生育政策调整需要分三步走的思路。首先是到2015年放开二孩，其次是到2020年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第三步是再过五年左右还要鼓励生育。从最近几年人口变化的实际情况看，估计这个时间表还需要提前。但考虑到人口出生尽量避免给医院、就学和之后的就业带来集中在某个期间的冲击，这个调整需要经过认真研究后进行，这几年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效果评估尤为重要。
抓住“十三五”老年人口增长放缓窗口期，构建政策体系
中国发展观察：到21世纪中叶，我国将迎来老年人口高峰，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什么？2030年我国将进入老年人照顾负担沉重阶段，需要提前做好哪些工作？
冯文猛：到21世纪中叶的老年人口高峰，实际上和20世纪下半期我国经历的三次婴儿潮是相对应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婴儿潮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年出生人口超过了1000万；第二次是从1962年开始维持了15年，每年出生人口保持在2000多万人的高位；第三次是1986年到1990年，其中1990年2621万人，达到年出生人口的顶点。出生后经过60年，人开始步入老年阶段。从这三次婴儿潮的时间，很容易推算出本世纪我国老年人口高峰期出现的具体时间。
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出现和快速发展的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经济层面，既有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劳动力平均年龄的上升，也有医疗养老等领域财政支出压力的增大；在社会层面，既有养老照料需求的急剧增加，也有家庭以及代际关系的重新调整，等等。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老龄化的发生，带来的不仅仅是负面的影响。且不说健康长寿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单看近些年老龄产业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就能明白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很多正向作用，需要去不断挖掘。
2030年，我国进入养老照顾负担沉重阶段，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解决人的问题，即培育合格的护理人员队伍；二是解决钱的问题，是通过长期护理险还是通过其他筹资方式，抑或由家庭出资解决，需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做出研商；三是充分发挥家庭的作用，任何国家都无力通过机构为所有老年人提供照料，我国自古重视家庭孝道，近些年在养老服务体系中也确立了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原则，因此，充分发挥家庭照料作用不容小觑。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家庭规模日益缩小和当前双职工为主的工作模式下，为家庭提供养老照料服务创造条件。
近期，养老照料需要确定一些重点人群。其中，失能、半失能老人和空巢老人等群体应该成为重点对象。还需注意，提供照料不仅包括身体照料，也需要考虑精神慰藉和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延迟退休必须事先满足四组先决条件
中国发展观察：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临近和未来劳动力总量的减少，2017年国家将出台延迟退休方案，能解决哪些问题？
冯文猛：随着人均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尝试提高退休年龄。我国目前的退休制度是在很多年前制定的，同当时相比，现在的劳动方式、人均预期寿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做出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是符合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和今后的发展趋势的。
延迟退休方案的出台，一方面能够缓解日益增大的养老金支出压力，毕竟在同等待遇下，人们领取养老金的周期缩短了。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是在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大大提高的背景下，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本，这对一个国家的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在这个领域，很多发达国家都在尝试且有了不少成功经验，我国这方面的工作虽有起步，但整体发展并不成熟。在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出台后，进一步研究如何创造老年友好型工作环境，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本，更为重要。
同时，延迟退休年龄在操作中需要考虑具体工种。在一些领域，年龄的增加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显著下降，且劳动者个人也无法承担相应的劳动强度，劳动者本身的人力资本也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对于这些领域，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可能并不适宜。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呈现五个特征
中国发展观察：人口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特征是什么？
冯文猛：人口发展具有惯性，如果没有突发的重大影响因素发生，当前的低生育率水平和人口老龄化预期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下去。在这一背景下，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会出现总量和比例的持续下降；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也将持续上升。劳动年龄人口的这两大特征，将会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需要包括劳动力市场政策在内的各个领域做出相应调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活跃的人口流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毋庸置疑，人口的迁移流动已经对人口空间分布的“胡焕庸线”产生了影响。在研究迁移流动时，需要注意两个不同的趋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动成为主流，只要东西部的地区间发展差距存在，今后这一趋势依然会持续下去。但近些年，随着产业向中西部的阶梯式转移以及中西部的不断发展，人口从东部向中西部回流也成为一个重要现象。因此，在考虑人口的迁移流动时，这两个趋势都需要引起重视。在这两个趋势的共同影响下，人口地理分布是否继续遵从“胡焕庸线”，将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有意思的问题。
对农民工需建立“费随人走”的长效机制
中国发展观察：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已成为城市贫困人口的新主体，如何对待他们？国家是否需要有新政策扶持他们培训、就业？
冯文猛：城市贫困人口中有一部分来自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这同当前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提供模式、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等多个因素有关。需要看到的是，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为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对待农民工需要一视同仁。对于成为贫困人口的农民工群体，更需要给予充分重视，分析其贫困的具体原因，分类施策，解决这些人的生活困难，力争实现充分就业，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同时，鉴于农民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相对弱势，且从事的工作具有相对集中性，需要国家对其就业培训进行支持。事实上，近些年政府不同部门已经针对农民工展开了不同形式的培训。今后的培训工作重点，是如何将这些既有的项目结合起来，通过整合资源，提升其培训效果，更大程度地实现对农民工的就业支持。同时，对于培训内容的设定，鼓励企业更多介入，使培训内容和市场需求更为契合，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对农民工的培训，不应仅限于技能提升，对其如何进行权益保护，也要纳入培训内容。
实施国土均衡发展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中国发展观察：请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新型城镇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冯文猛：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和城镇化中的突出问题，是半城市化现象，即大部分地区的流动人口仍然无法充分享有同本地市民相同的待遇，无法实现充分的社会融合，造成社会中“二元”甚至“三元”现象。这就需要我国未来推进更为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基于户籍产生的人们在接受教育、进行就业、享受社保中的各种差异。当前，这方面的难点，是人口在5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如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的个人流动是理性的，只要存在地区差距，只要有更加充分的就业机会，个人流向大城市是必然的。因此，从中长期的视角看，要促进人口均衡发展，需要尽力缩小地区在基础设施、就业机会、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中的差异。这就要求一方面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发掘自己的特色产业，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国家要有意识地实施国土均衡发展战略，消除公共服务提供中的地区差异，从多角度入
少子老龄化、严重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是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三大“难题”。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国政府从调整生育政策入手，2016年起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对近中期的人口老龄化有微弱的下调作用。“十三五”期间，如何调整人口政策体系，以实现新常态下的人口均衡发展？为此，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调研员、副研究员冯文猛。
生育政策调整需要分三步走
中国发展观察：我国是人口大国，既要面对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资源环境关系紧张、就业和脱贫压力等问题，也要面对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问题，2016年我国正式公布了《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但全面二孩政策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生育高峰，为什么？有业内专家建议，应全面放开生育，您对此怎么看？
冯文猛：事实上，对于二孩政策落地是否带来了预期的生育高峰，是存在争论的。按照国家统计局给的数据，近些年我国每年出生人口一直维持在1600万人左右，2016年出生人口1786万，比2015年增加了131万。从这个数据判断，说二孩政策一点儿效果也没有显然不符合实际。
但二孩政策落地后，确实没有带来有些人预期的几百万新增出生人口。对此，我们需理性看待。一方面，二孩政策所积累的生育是需要时间释放出来的，一般是三到五年。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怀孕、妊娠都需要时间。全面二孩政策刚落地，且各地在实施中还有一些时差，不可能政策一落地，孩子立刻出生。2016年选择生育的，往往是那些年纪太大无法再等的高龄群体。对于全面放开二孩后到底能够带来多少效果，需要花时间紧密跟踪，只有把未来三、四年的生育情况做个整体分析，才可能做出比较科学的结论。
另一方面，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受观念改变、育儿成本上升、工作方式变化、家庭政策不完善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确实在下降。这方面已有一些调查，虽然结果不尽相同，但整体显示出这样的趋势。
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总和生育率就开始低于2.1的更替水平，对于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比较令人信服的判断是在1.5左右。这种情况从中长期看，不利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我个人是赞同的。实际上，在2012年写的一篇研究报告中，我曾提出生育政策调整需要分三步走的思路。首先是到2015年放开二孩，其次是到2020年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第三步是再过五年左右还要鼓励生育。从最近几年人口变化的实际情况看，估计这个时间表还需要提前。但考虑到人口出生尽量避免给医院、就学和之后的就业带来集中在某个期间的冲击，这个调整需要经过认真研究后进行，这几年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效果评估尤为重要。
抓住“十三五”老年人口增长放缓窗口期，构建政策体系
中国发展观察：到21世纪中叶，我国将迎来老年人口高峰，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什么？2030年我国将进入老年人照顾负担沉重阶段，需要提前做好哪些工作？
冯文猛：到21世纪中叶的老年人口高峰，实际上和20世纪下半期我国经历的三次婴儿潮是相对应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婴儿潮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年出生人口超过了1000万；第二次是从1962年开始维持了15年，每年出生人口保持在2000多万人的高位；第三次是1986年到1990年，其中1990年2621万人，达到年出生人口的顶点。出生后经过60年，人开始步入老年阶段。从这三次婴儿潮的时间，很容易推算出本世纪我国老年人口高峰期出现的具体时间。
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出现和快速发展的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经济层面，既有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劳动力平均年龄的上升，也有医疗养老等领域财政支出压力的增大；在社会层面，既有养老照料需求的急剧增加，也有家庭以及代际关系的重新调整，等等。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老龄化的发生，带来的不仅仅是负面的影响。且不说健康长寿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单看近些年老龄产业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就能明白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很多正向作用，需要去不断挖掘。
2030年，我国进入养老照顾负担沉重阶段，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解决人的问题，即培育合格的护理人员队伍；二是解决钱的问题，是通过长期护理险还是通过其他筹资方式，抑或由家庭出资解决，需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做出研商；三是充分发挥家庭的作用，任何国家都无力通过机构为所有老年人提供照料，我国自古重视家庭孝道，近些年在养老服务体系中也确立了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原则，因此，充分发挥家庭照料作用不容小觑。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家庭规模日益缩小和当前双职工为主的工作模式下，为家庭提供养老照料服务创造条件。
近期，养老照料需要确定一些重点人群。其中，失能、半失能老人和空巢老人等群体应该成为重点对象。还需注意，提供照料不仅包括身体照料，也需要考虑精神慰藉和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延迟退休必须事先满足四组先决条件
中国发展观察：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临近和未来劳动力总量的减少，2017年国家将出台延迟退休方案，能解决哪些问题？
冯文猛：随着人均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尝试提高退休年龄。我国目前的退休制度是在很多年前制定的，同当时相比，现在的劳动方式、人均预期寿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做出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是符合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和今后的发展趋势的。
延迟退休方案的出台，一方面能够缓解日益增大的养老金支出压力，毕竟在同等待遇下，人们领取养老金的周期缩短了。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是在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大大提高的背景下，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本，这对一个国家的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在这个领域，很多发达国家都在尝试且有了不少成功经验，我国这方面的工作虽有起步，但整体发展并不成熟。在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出台后，进一步研究如何创造老年友好型工作环境，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本，更为重要。
同时，延迟退休年龄在操作中需要考虑具体工种。在一些领域，年龄的增加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显著下降，且劳动者个人也无法承担相应的劳动强度，劳动者本身的人力资本也不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对于这些领域，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可能并不适宜。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呈现五个特征
中国发展观察：人口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特征是什么？
冯文猛：人口发展具有惯性，如果没有突发的重大影响因素发生，当前的低生育率水平和人口老龄化预期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下去。在这一背景下，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会出现总量和比例的持续下降；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也将持续上升。劳动年龄人口的这两大特征，将会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需要包括劳动力市场政策在内的各个领域做出相应调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活跃的人口流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毋庸置疑，人口的迁移流动已经对人口空间分布的“胡焕庸线”产生了影响。在研究迁移流动时，需要注意两个不同的趋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动成为主流，只要东西部的地区间发展差距存在，今后这一趋势依然会持续下去。但近些年，随着产业向中西部的阶梯式转移以及中西部的不断发展，人口从东部向中西部回流也成为一个重要现象。因此，在考虑人口的迁移流动时，这两个趋势都需要引起重视。在这两个趋势的共同影响下，人口地理分布是否继续遵从“胡焕庸线”，将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有意思的问题。
对农民工需建立“费随人走”的长效机制
中国发展观察：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已成为城市贫困人口的新主体，如何对待他们？国家是否需要有新政策扶持他们培训、就业？
冯文猛：城市贫困人口中有一部分来自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这同当前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提供模式、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等多个因素有关。需要看到的是，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为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对待农民工需要一视同仁。对于成为贫困人口的农民工群体，更需要给予充分重视，分析其贫困的具体原因，分类施策，解决这些人的生活困难，力争实现充分就业，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同时，鉴于农民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相对弱势，且从事的工作具有相对集中性，需要国家对其就业培训进行支持。事实上，近些年政府不同部门已经针对农民工展开了不同形式的培训。今后的培训工作重点，是如何将这些既有的项目结合起来，通过整合资源，提升其培训效果，更大程度地实现对农民工的就业支持。同时，对于培训内容的设定，鼓励企业更多介入，使培训内容和市场需求更为契合，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对农民工的培训，不应仅限于技能提升，对其如何进行权益保护，也要纳入培训内容。
实施国土均衡发展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中国发展观察：请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新型城镇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冯文猛：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和城镇化中的突出问题，是半城市化现象，即大部分地区的流动人口仍然无法充分享有同本地市民相同的待遇，无法实现充分的社会融合，造成社会中“二元”甚至“三元”现象。这就需要我国未来推进更为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基于户籍产生的人们在接受教育、进行就业、享受社保中的各种差异。当前，这方面的难点，是人口在5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如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的个人流动是理性的，只要存在地区差距，只要有更加充分的就业机会，个人流向大城市是必然的。因此，从中长期的视角看，要促进人口均衡发展，需要尽力缩小地区在基础设施、就业机会、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中的差异。这就要求一方面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发掘自己的特色产业，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国家要有意识地实施国土均衡发展战略，消除公共服务提供中的地区差异，从多角度入
资料来源：中国报告网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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