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中国报告网发布《2017-2022年中国文化市场需求调研及发展定位研究报告》
结构性失衡正困扰着中国经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构新平衡已成当务之急。
2017年2月18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国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国研智库）、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与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7”聚焦“中国经济新平衡”这一主题，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进行为期一天的深入探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致开幕词并发表主旨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王安顺主持论坛开幕式。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张来明、隆国强、王一鸣，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等出席论坛。来自中央、地方政府和智库专家以及企业界代表参与讨论, 各界代表约400人莅会。论坛主题研讨环节先后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张来明和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包月阳主持。
三大失衡困扰中国经济，成为发展面临的重大障碍
过去五六年里，中国经济增速一直处在回落过程中，自2011年至2016年，GDP增速从9.5%一路回落至6.7%。目前，中国经济有所企稳但基础尚不牢固，其主要受结构性失衡的困扰。
王一鸣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周期性因素在减弱，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供需错配的结构性失衡，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
第一，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即供需结构错配。供给结构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变化，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多，中高端供给不足。从需求侧看，“住”和“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向高端化、个性化、服务化方向转换。比如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对商品和服务的品质、质量、品牌有更多需求；旅游、养老、教育、医疗和各类生产性服务需求与日俱增。从供给侧看，过去一个时期制造业迅猛扩张后形成的巨大产能，在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下面临严重过剩。与此同时，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技术创新和品牌的产业体系已越来越不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研发和创新能力的“瓶颈”制约逐步显现。
第二，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新旧动能转换期，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导致资金“脱实向虚”，进一步刺激金融体系内部通过加杠杆获取高收益。在此背景下，当前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有所积累：银行不良率上升；债券市场违约增多，其中不乏过去被认为很安全的国企债券；金融市场流动性风险也不容小觑，部分金融机构为追求高收益率，大肆加杠杆，借短买长，造成严重的期限错配和债市泡沫。此外，资本外流压力增大。2017年1月，外汇储备下降123亿美元，至2.998万亿美元，近6年来首次跌破3万亿美元大关。若美联储再次加息，将进一步增大资本外流压力，引发国内资产价格下跌，并增大防控金融风险的压力。
第三，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过去一个时期，金融资源大量流入房地产领域。去年（2016年）居民住房按揭贷款占增量贷款的比重达到40%左右，比过去3年20%左右的水平提高约一倍。资源过度向房地产领域集中，增大房地产资产泡沫，扭曲资源配置，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抑制了创业创新活力。
余斌说，需求侧的阶段性变革带来严重冲击，是实体经济陷入困境的最重要原因。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的需求与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大体是平衡的，具体表现为需求侧的快速扩张和供给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共同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需求侧快速变化，而供给却难以适应，从而导致如今实体经济面临困境。
他将需求侧所发生的变化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需求扩张的步伐明显放缓，与高速增长相适应的供给必然会出现数量上的过剩。第二，三大需求的内部结构出现变化。过去形成了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格局，在投资、出口的增长大幅度下降后，才有了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事实上，消费的增速也在下降，只是下降的步伐相对缓慢。从供给侧角度讲，当投资和出口增长大幅下降后，与投资、出口直接关联的供给必然会面临更大压力。第三，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的消费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态势日趋明显。当消费结构快速升级时，传统的、低端的供给就很难顺利地实现销售。
余斌说，像中国今天这样普遍的、严重的、长期的结构性失衡，导致实体经济面临困境具有其特殊性：第一，如今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失衡源于增长阶段转换。过去30多年间，我国经济始终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企业适应了高速增长的、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宏观经济环境，即便出现短暂的经济低迷，也很快又会重回高增长轨道，所以不会对企业发展产生严重冲击。但是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调整是增长阶段转换，需求侧变化之快、幅度之大，都史无前例。一个阶段结束，另一个新阶段来临，整个宏观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后，企业家们很难快速调整，以适应这种环境的变化。第二，尽管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但直到今天，我国仍然存在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不成熟、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大量的垄断和低效率等问题。实际上，微观主体之所以没有对宏观环境的变化及时地做出反应和调整，在相当程度上源于我国现有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导致今天面临如此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是实现新平衡的关键
重构中国经济新平衡，关键在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李伟表示，2016年全面启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善市场预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均取得明显成效。2017年，针对经济运行内外部环境的新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
去产能方面，要突出处置“僵尸企业”和更重视采取市场、法律手段有效推进低效率产能的淘汰。处置“僵尸企业”是去产能的牛鼻子，更加注重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能耗等标准，更加强调完善市场机制来淘汰低效率产能，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
去库存方面，关键要坚守“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让住房回归人民群众普遍得以享用的消费品本质属性。这需要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加快构建长效机制。
去杠杆方面，关键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其中，优化企业债务结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以及积极发展股权融资是容易见效的重要手段。在债务存量方面，优化债务结构和市场化债转股可以减少债务总规模；在增量方面，股权融资加快发展，可以让更多企业通过股权融资，降低对债务的依赖。另外，引导企业转向创新驱动，转变过去的规模扩张型发展模式，也是有效降低杠杆率的重要渠道。
降成本方面，要着力减轻企业经营负担，增强我国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今年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继续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但是也必须看到，减税面临政府支出规模刚性约束、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巨大的挑战，减税的空间并不是太大。
补短板方面，要突出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补短板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所谓补软短板、制度短板，主要就是优化市场环境、加强政府服务，去政府越位与补政府缺位并举。这方面的空间很大，对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比直接扩大投资作用更大。
王一鸣表示，当前，我国投资的边际效应和投资效率递减，债务杠杆攀升。在此情形下，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改革才是治本之策。而推进供给侧改革要强化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加快推进过剩产能有效出清、资产重组和风险释放，下决心处置“僵尸企业”，矫正资源错配，有效改善市场预期，提升经济内生动力，为需求释放和可持续中高速增长打开新空间。
他强调，要发挥创新在供给侧改革中的核心作用，其核心就是要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实现供需新平衡。这就要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为更好地推进创新，需要做好六个方面工作：第一，创新必须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政府的职责主要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建设科研基础设施，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定产业标准和商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减轻企业家创新风险，从而为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创新以需求为导向才能真正获得生命力。第三，尊重创新人才是创新活动的根本准则。第四，风险投资是推动创新的催化剂。第五，在试错过程中发现和找准创新方向。第六，到国际市场的汪洋大海搏击才能转换为竞争力。要进一步放松管制，简化程序，激励企业到海外建立研发中心，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外科技资源。
余斌则表示，重构新平衡，要把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适度扩大总需求，将经济调整的幅度压缩在市场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为实体经济的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二是着力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促进实体经济的调整，从而让供给与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能够走上再平衡的道路。过去很多年，我们想办法扩张需求，试图让需求重新回到与供给相一致的水平，这实际上是没有可能性的。因此，今天的选择是，要着力通过供给侧的调整，让供给回到与需求相一致的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今后一段时期，要实现供需结构的再平衡，根本上要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工作：凡是有利于补短板的都属于“加法”，当前要做的重点主要有三个：一是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补齐要素短板，特别是补齐人力资本的要素短板，追求人口的“质量红利”；二是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补齐质量短板；三是适应经济结构升级的需要，补齐制度短板，包括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好地保护产权，努力消除执法监管中经常存在的差异性监管、监管套利和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凡是现在已经走过头了需要拉回来的都属于“减法”。
当前，一是要继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特别是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让市场真正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要继续降低全社会的营商成本，给企业减负，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三是要去掉拉低经济增长效益、加大经济金融风险、扭曲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的存量生产力，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凡是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都属于“乘法”，当前也有三个重点，即培育新产业、拓展新空间、发掘新动力。凡是有利于消除发展的“整体性”约束条件的都属于“除法”，其中重点有三个：一是下大力气治理多年来形成的对经济生态的污染，包括债务病、泡沫病、利润病和货币病，为中国经济战车顺利前行扫清障碍；二是下大力气除掉一段时间以来的干部不作为，继续整治腐败，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制度力量；三是下大力气除掉生产要素跨地区和全球流动的各种障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当前金融杠杆率过高导致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在“钱生钱”的游戏中，投资者的兴趣从实体投资转移到金融投资，金融交易的规模迅速扩大，各种金融产品、金融工具、金融资产不断衍生，企业资金存量和增量都“脱实向虚”，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愈加严重的抑制，金融与实体经济从“相生”转向“相克”，二者关系失衡。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变失衡状态，一方面要改变社会大环境，稳定宏观经济的可预期性，倡导沉稳的实干精神，摒弃挣快钱的浮躁心态。另一方面要加快金融改革，特别是加快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改变监管的碎片化以抑制监管套利。同时，对金融垄断性的改革同样需要推进。刘尚希还特别提醒，如果国企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很难真正改变。
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中心主任焦小平则从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品种单一、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出发，提出用好PPP这一政府投融资手段，充分利用社会市场的力量，全面增加并优化提升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他说，PPP改革是一项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以需求拉动为辅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在科学划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与市场合作，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决定性作用，释放市场活力，实现公共服务动能的转化，有效催生市场、政府、社会三方互动共治的局面。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樊会文认为，供需不平衡的问题本质上是由信息不对称所导致，供给者和需求者互相不掌握信息、不了解对方情况，致使供需无法准确、及时、有效对接，从而造成生产的短缺或过剩。要从根本上解决供需不平衡问题，可以考虑利用互联网和制造业的融合，去实现供需的精准对接。这种新型的生产方式，应当是今后供给侧改革发展的根本方向。
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寅权、江苏省政府研究室主任郑焱以及安徽省阜阳市市长孙正东分别结合地方实际，发表各自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看法。李寅权认为，制约东北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结构性失衡，而供给和需求实现新平衡，必须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无效供给，提高供给质量，并建议：一是切实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以有效投资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供给的质量；二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特别是要抓好广受诟病的软环境建设；三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农村新动能，加快农业产品结构方面的改革调整，壮大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推进农村改革，激活发展内生动力，解决农民收入增幅趋缓的问题；四是依靠创新发展实现结构调整，注重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郑焱表示，江苏的实体经济占整个经济的80%以上，是江苏发展的根基，也是立身之本，未来要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为抓手，推动制造业再次转型。政府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对企业实施精准性扶持政策，切实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在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新平衡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适度扩大总需求，虽然还是三驾马车，但是要求、角度、路径有所不同。与此同时，在实现新平衡过程中，要以富民为导向，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没有企业、居民的富裕就没有消费能力，更谈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
孙正东结合自身从政经历和阜阳作为农业大市的实际，重点就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谈了他的思考。他说，以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为抓手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抓“三农”工作的重心。现代农业生态产业化，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生态系统原理为基础，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物质装备为手段，以品牌化、组织化、规模化为重点，以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为目标，形成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经营形式。推进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重点是打造产业链、价值链、主体链、创新链、利益链“五链一体”。通过这“五个链条”来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推进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的风险明显下降，L型增长态势有望从“一竖”过渡到相对平稳的“一横”，但需要注意有效应对内外部挑战
自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开启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的通道，进入新常态之后，外界对中国经济的担忧更多集中在这一换挡进程是否企稳，在普遍认同“L”型走势中，这“一竖”能否稳定过渡到“一横”并在“一横”的状态下保持下去？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从去年第三季度以后稳中向好，2016年全年实现增长6.7%，重回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速度第一的位置，超过市场预期。由此，李伟表示，2016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并呈现PPI和企业利润同比由降转升、失业率不升反降的积极变化，很大程度上表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的风险明显下降，稳的因素增多，提质增效正积极推进，L型增长态势有望从“一竖”过渡到相对平稳的“一横”。从三大需求看，2017年我国经济有望呈现投资增速小幅回落、消费增长平稳和出口由负转正的局面。首先，投资增速预计小幅放缓。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仍然较大，在积极财政政策支持下，2017年基础设施投资大致仍可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受调控政策和销售状况影响，2017年房地产投资增速较去年将有明显回落；2016年下半年企业效益有所改善，今年制造业投资将延续回稳态势，增速有望小幅回升。其次，消费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居民收入增速有所下降，加之2017年与住行相关的消费增长放缓，居民消费增速将受到一定影响，但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模式创新，消费潜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总体上仍有望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再次，随着美元升值影响逐步消化、新兴经济体基本面好转、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外贸环境有所改善，若无大的世界经济变局，2017年出口形势将有所好转，出口有望由负转正。
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行空间明显收窄。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调整，2016年经济增长6.7%，较2010年增幅下降3.9个百分点，经济增速降幅接近40%。从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发展经验看，经济增长阶段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经济增速降幅通常达到40%—50%，而我国经济经过这一轮调整，已接近这一水平，而且近年来降幅逐年收窄，进一步下降的空间逐步缩小，具备逐步企稳的基础。更重要的是，2016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初步成效，一些重要指标呈现初步回升态势，我国经济有望开启相对平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2017年经济运行上行的动力和下行的压力尚处于一个弱平衡状态。要开启新的增长阶段，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还需要争取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条件。第一，制造业投资回稳。第二，有效化解金融风险。第三，企业补库存意愿增强。第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改革的正向激励机制需要构建完善，国有企业、土地制度、金融等领域改革需要取得突破，一些制度性障碍需要清除。
张军扩认为，虽然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比较明显，但基础还不够牢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尚显不足，经济运行中存在矛盾和风险还有待于进一步化解。一方面，部分传统产业领域、部分地区、部分企业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杠杆过高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所取得的成果尚需要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甚至累积了新的矛盾和风险，需要防范和化解。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一个“瘦身”与“强身”并重的过程，当新的增长动能尚不足以发挥主体作用时，老产能就不可能顺利淘汰。当结构矛盾依然突出，防控风险依然艰巨的情况下，经济企稳就很难具有坚实的基础。
因此，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是下一步最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特别要抓好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更加有效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要更加有效地扩大内需；三是要更加有效地推进改革，促进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效；四是要更好地调动人的积极性，把改革推向深入。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提出，当前要高度重视宏观经济领域五个趋势性变化。一是2016年粮食生产在连续12年增产以后第一次减产，存在粮食价格倒挂、粮食库存过高、农产品的供需缺口扩大问题，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应该引起重视。二是在投资增速2015年跌入最低点之际，民间投资第一次大幅度下滑应该引起重视。三是在流动性连续近20年急剧增长的条件下，广义货币与狭义货币第一次出现了比较大的剪刀差应该引起重视。四是在进出口连续三年下滑的情况下，对外投资第一次超过了国内利用外资，如何处理好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利用外资的关系，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五是在经济增速连续7年下行的大背景下，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第一次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如果继续下去，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必须充分重视。
就外部环境来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是发达国家面临的深层结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经济很难从根本上走出低谷。二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发生，大大增加了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影响被看作是最大变数。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在论坛期间，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祁斌等在内的多位嘉宾，在发言中不约而同地谈到这个话题，有的甚至将其作为演讲的主要内容。
在李伟看来，特朗普政策强调一切以美国利益为重，包括实施贸易和投资保护、能源独立等方面，具有重振实体经济、放松管制、推崇双边谈判、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等特点。他预计，如果美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将会产生连锁反应，相关国家也会采取调整关税和限制进出口等措施加以应对，全球贸易将进一步放缓。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李伟表示，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表现出较为积极的建设性态度，也强调承认和尊重一个中国的原则，这应该说是一个好兆头。但是，特朗普新政的或然性很大，尤其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定位，都存在着很大变数。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不能盲目乐观。
方星海对此表示认同。他说，特朗普当选以后采取的总体策略，尤其是国际策略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经济贸易上搞单边主义，二是结成比较大的“基督教联盟”联合对付极端伊斯兰势力。在这两大对外政策指导下，特朗普团队本质上不希望中国更强大，把中国看作自己的对手甚至是敌人。这是特朗普团队和美国以往任何一个总统不一样的地方。从这个导向看，中国还是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尽管特朗普政府会受到美国国内各个方面的制约，我们也可以利用美国国内的力量，与之展开长期互利合作，但对于中美经贸关系如何发展，需要再观察，不能寄予太多期望。今后几年特朗普团队在对华政策方面会有些什么样的冒险动作，我们要做好准备。
不过，魏建国却表达了不同观点。他认为，特朗普的执政思路是以国内优先，不主张把意识形态问题放到经贸关系中，跟所有想和美国友好相处的国家友好相处，这跟奥巴马推行亚太再平衡、推行TPP，试图从军事、外交上孤立中国的政策不同。特朗普的执政理念是要把美国一切对外对内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武力干涉另一个国家政权，要全力以赴解决美国国内贫富不均、失业、中产阶级收入下降、基础设施多年老化等问题，让美国再次强大。一个强大的、守规矩的、遵守联合国宪章的美国对中国有什么不好？中美正在试图避免历史上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正如基辛格2009年在全球智库峰会上所说，“当初美国代替英国成为世界霸主，这个过程是和平的，我相信未来中国代替美国也是和平的，但是他加了一句话，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魏建国说，中国提出“打造人类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是能够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加速发展。果真如此，那对中美来说都是好事。
结构性失衡正困扰着中国经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构新平衡已成当务之急。
2017年2月18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国研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国研智库）、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与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7”聚焦“中国经济新平衡”这一主题，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进行为期一天的深入探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致开幕词并发表主旨演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王安顺主持论坛开幕式。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张来明、隆国强、王一鸣，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等出席论坛。来自中央、地方政府和智库专家以及企业界代表参与讨论, 各界代表约400人莅会。论坛主题研讨环节先后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张来明和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包月阳主持。
三大失衡困扰中国经济，成为发展面临的重大障碍
过去五六年里，中国经济增速一直处在回落过程中，自2011年至2016年，GDP增速从9.5%一路回落至6.7%。目前，中国经济有所企稳但基础尚不牢固，其主要受结构性失衡的困扰。
王一鸣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周期性因素在减弱，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供需错配的结构性失衡，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
第一，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即供需结构错配。供给结构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变化，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多，中高端供给不足。从需求侧看，“住”和“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向高端化、个性化、服务化方向转换。比如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对商品和服务的品质、质量、品牌有更多需求；旅游、养老、教育、医疗和各类生产性服务需求与日俱增。从供给侧看，过去一个时期制造业迅猛扩张后形成的巨大产能，在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下面临严重过剩。与此同时，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技术创新和品牌的产业体系已越来越不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研发和创新能力的“瓶颈”制约逐步显现。
第二，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新旧动能转换期，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导致资金“脱实向虚”，进一步刺激金融体系内部通过加杠杆获取高收益。在此背景下，当前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有所积累：银行不良率上升；债券市场违约增多，其中不乏过去被认为很安全的国企债券；金融市场流动性风险也不容小觑，部分金融机构为追求高收益率，大肆加杠杆，借短买长，造成严重的期限错配和债市泡沫。此外，资本外流压力增大。2017年1月，外汇储备下降123亿美元，至2.998万亿美元，近6年来首次跌破3万亿美元大关。若美联储再次加息，将进一步增大资本外流压力，引发国内资产价格下跌，并增大防控金融风险的压力。
第三，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过去一个时期，金融资源大量流入房地产领域。去年（2016年）居民住房按揭贷款占增量贷款的比重达到40%左右，比过去3年20%左右的水平提高约一倍。资源过度向房地产领域集中，增大房地产资产泡沫，扭曲资源配置，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抑制了创业创新活力。
余斌说，需求侧的阶段性变革带来严重冲击，是实体经济陷入困境的最重要原因。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的需求与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大体是平衡的，具体表现为需求侧的快速扩张和供给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共同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需求侧快速变化，而供给却难以适应，从而导致如今实体经济面临困境。
他将需求侧所发生的变化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需求扩张的步伐明显放缓，与高速增长相适应的供给必然会出现数量上的过剩。第二，三大需求的内部结构出现变化。过去形成了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格局，在投资、出口的增长大幅度下降后，才有了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事实上，消费的增速也在下降，只是下降的步伐相对缓慢。从供给侧角度讲，当投资和出口增长大幅下降后，与投资、出口直接关联的供给必然会面临更大压力。第三，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的消费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态势日趋明显。当消费结构快速升级时，传统的、低端的供给就很难顺利地实现销售。
余斌说，像中国今天这样普遍的、严重的、长期的结构性失衡，导致实体经济面临困境具有其特殊性：第一，如今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失衡源于增长阶段转换。过去30多年间，我国经济始终保持10%左右的高速增长，企业适应了高速增长的、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宏观经济环境，即便出现短暂的经济低迷，也很快又会重回高增长轨道，所以不会对企业发展产生严重冲击。但是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调整是增长阶段转换，需求侧变化之快、幅度之大，都史无前例。一个阶段结束，另一个新阶段来临，整个宏观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后，企业家们很难快速调整，以适应这种环境的变化。第二，尽管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但直到今天，我国仍然存在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不成熟、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大量的垄断和低效率等问题。实际上，微观主体之所以没有对宏观环境的变化及时地做出反应和调整，在相当程度上源于我国现有的体制机制障碍，从而导致今天面临如此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是实现新平衡的关键
重构中国经济新平衡，关键在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李伟表示，2016年全面启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善市场预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均取得明显成效。2017年，针对经济运行内外部环境的新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
去产能方面，要突出处置“僵尸企业”和更重视采取市场、法律手段有效推进低效率产能的淘汰。处置“僵尸企业”是去产能的牛鼻子，更加注重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能耗等标准，更加强调完善市场机制来淘汰低效率产能，创造条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做好人员安置工作。
去库存方面，关键要坚守“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让住房回归人民群众普遍得以享用的消费品本质属性。这需要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加快构建长效机制。
去杠杆方面，关键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其中，优化企业债务结构、开展市场化债转股，以及积极发展股权融资是容易见效的重要手段。在债务存量方面，优化债务结构和市场化债转股可以减少债务总规模；在增量方面，股权融资加快发展，可以让更多企业通过股权融资，降低对债务的依赖。另外，引导企业转向创新驱动，转变过去的规模扩张型发展模式，也是有效降低杠杆率的重要渠道。
降成本方面，要着力减轻企业经营负担，增强我国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今年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继续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但是也必须看到，减税面临政府支出规模刚性约束、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巨大的挑战，减税的空间并不是太大。
补短板方面，要突出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补短板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所谓补软短板、制度短板，主要就是优化市场环境、加强政府服务，去政府越位与补政府缺位并举。这方面的空间很大，对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比直接扩大投资作用更大。
王一鸣表示，当前，我国投资的边际效应和投资效率递减，债务杠杆攀升。在此情形下，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改革才是治本之策。而推进供给侧改革要强化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加快推进过剩产能有效出清、资产重组和风险释放，下决心处置“僵尸企业”，矫正资源错配，有效改善市场预期，提升经济内生动力，为需求释放和可持续中高速增长打开新空间。
他强调，要发挥创新在供给侧改革中的核心作用，其核心就是要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实现供需新平衡。这就要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为更好地推进创新，需要做好六个方面工作：第一，创新必须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政府的职责主要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建设科研基础设施，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定产业标准和商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减轻企业家创新风险，从而为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创新以需求为导向才能真正获得生命力。第三，尊重创新人才是创新活动的根本准则。第四，风险投资是推动创新的催化剂。第五，在试错过程中发现和找准创新方向。第六，到国际市场的汪洋大海搏击才能转换为竞争力。要进一步放松管制，简化程序，激励企业到海外建立研发中心，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外科技资源。
余斌则表示，重构新平衡，要把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适度扩大总需求，将经济调整的幅度压缩在市场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为实体经济的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二是着力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促进实体经济的调整，从而让供给与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能够走上再平衡的道路。过去很多年，我们想办法扩张需求，试图让需求重新回到与供给相一致的水平，这实际上是没有可能性的。因此，今天的选择是，要着力通过供给侧的调整，让供给回到与需求相一致的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今后一段时期，要实现供需结构的再平衡，根本上要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工作：凡是有利于补短板的都属于“加法”，当前要做的重点主要有三个：一是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补齐要素短板，特别是补齐人力资本的要素短板，追求人口的“质量红利”；二是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补齐质量短板；三是适应经济结构升级的需要，补齐制度短板，包括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好地保护产权，努力消除执法监管中经常存在的差异性监管、监管套利和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凡是现在已经走过头了需要拉回来的都属于“减法”。
当前，一是要继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特别是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让市场真正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要继续降低全社会的营商成本，给企业减负，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三是要去掉拉低经济增长效益、加大经济金融风险、扭曲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的存量生产力，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凡是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都属于“乘法”，当前也有三个重点，即培育新产业、拓展新空间、发掘新动力。凡是有利于消除发展的“整体性”约束条件的都属于“除法”，其中重点有三个：一是下大力气治理多年来形成的对经济生态的污染，包括债务病、泡沫病、利润病和货币病，为中国经济战车顺利前行扫清障碍；二是下大力气除掉一段时间以来的干部不作为，继续整治腐败，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制度力量；三是下大力气除掉生产要素跨地区和全球流动的各种障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当前金融杠杆率过高导致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在“钱生钱”的游戏中，投资者的兴趣从实体投资转移到金融投资，金融交易的规模迅速扩大，各种金融产品、金融工具、金融资产不断衍生，企业资金存量和增量都“脱实向虚”，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愈加严重的抑制，金融与实体经济从“相生”转向“相克”，二者关系失衡。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变失衡状态，一方面要改变社会大环境，稳定宏观经济的可预期性，倡导沉稳的实干精神，摒弃挣快钱的浮躁心态。另一方面要加快金融改革，特别是加快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改变监管的碎片化以抑制监管套利。同时，对金融垄断性的改革同样需要推进。刘尚希还特别提醒，如果国企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很难真正改变。
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中心主任焦小平则从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品种单一、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出发，提出用好PPP这一政府投融资手段，充分利用社会市场的力量，全面增加并优化提升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他说，PPP改革是一项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以需求拉动为辅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在科学划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与市场合作，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决定性作用，释放市场活力，实现公共服务动能的转化，有效催生市场、政府、社会三方互动共治的局面。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樊会文认为，供需不平衡的问题本质上是由信息不对称所导致，供给者和需求者互相不掌握信息、不了解对方情况，致使供需无法准确、及时、有效对接，从而造成生产的短缺或过剩。要从根本上解决供需不平衡问题，可以考虑利用互联网和制造业的融合，去实现供需的精准对接。这种新型的生产方式，应当是今后供给侧改革发展的根本方向。
吉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寅权、江苏省政府研究室主任郑焱以及安徽省阜阳市市长孙正东分别结合地方实际，发表各自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看法。李寅权认为，制约东北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结构性失衡，而供给和需求实现新平衡，必须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无效供给，提高供给质量，并建议：一是切实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以有效投资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供给的质量；二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特别是要抓好广受诟病的软环境建设；三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农村新动能，加快农业产品结构方面的改革调整，壮大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推进农村改革，激活发展内生动力，解决农民收入增幅趋缓的问题；四是依靠创新发展实现结构调整，注重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郑焱表示，江苏的实体经济占整个经济的80%以上，是江苏发展的根基，也是立身之本，未来要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为抓手，推动制造业再次转型。政府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对企业实施精准性扶持政策，切实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在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新平衡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适度扩大总需求，虽然还是三驾马车，但是要求、角度、路径有所不同。与此同时，在实现新平衡过程中，要以富民为导向，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没有企业、居民的富裕就没有消费能力，更谈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
孙正东结合自身从政经历和阜阳作为农业大市的实际，重点就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谈了他的思考。他说，以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为抓手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抓“三农”工作的重心。现代农业生态产业化，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生态系统原理为基础，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物质装备为手段，以品牌化、组织化、规模化为重点，以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为目标，形成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经营形式。推进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重点是打造产业链、价值链、主体链、创新链、利益链“五链一体”。通过这“五个链条”来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推进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的风险明显下降，L型增长态势有望从“一竖”过渡到相对平稳的“一横”，但需要注意有效应对内外部挑战
自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开启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的通道，进入新常态之后，外界对中国经济的担忧更多集中在这一换挡进程是否企稳，在普遍认同“L”型走势中，这“一竖”能否稳定过渡到“一横”并在“一横”的状态下保持下去？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从去年第三季度以后稳中向好，2016年全年实现增长6.7%，重回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速度第一的位置，超过市场预期。由此，李伟表示，2016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并呈现PPI和企业利润同比由降转升、失业率不升反降的积极变化，很大程度上表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的风险明显下降，稳的因素增多，提质增效正积极推进，L型增长态势有望从“一竖”过渡到相对平稳的“一横”。从三大需求看，2017年我国经济有望呈现投资增速小幅回落、消费增长平稳和出口由负转正的局面。首先，投资增速预计小幅放缓。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仍然较大，在积极财政政策支持下，2017年基础设施投资大致仍可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受调控政策和销售状况影响，2017年房地产投资增速较去年将有明显回落；2016年下半年企业效益有所改善，今年制造业投资将延续回稳态势，增速有望小幅回升。其次，消费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居民收入增速有所下降，加之2017年与住行相关的消费增长放缓，居民消费增速将受到一定影响，但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模式创新，消费潜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总体上仍有望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再次，随着美元升值影响逐步消化、新兴经济体基本面好转、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外贸环境有所改善，若无大的世界经济变局，2017年出口形势将有所好转，出口有望由负转正。
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行空间明显收窄。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调整，2016年经济增长6.7%，较2010年增幅下降3.9个百分点，经济增速降幅接近40%。从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发展经验看，经济增长阶段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经济增速降幅通常达到40%—50%，而我国经济经过这一轮调整，已接近这一水平，而且近年来降幅逐年收窄，进一步下降的空间逐步缩小，具备逐步企稳的基础。更重要的是，2016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初步成效，一些重要指标呈现初步回升态势，我国经济有望开启相对平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2017年经济运行上行的动力和下行的压力尚处于一个弱平衡状态。要开启新的增长阶段，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还需要争取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条件。第一，制造业投资回稳。第二，有效化解金融风险。第三，企业补库存意愿增强。第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改革的正向激励机制需要构建完善，国有企业、土地制度、金融等领域改革需要取得突破，一些制度性障碍需要清除。
张军扩认为，虽然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比较明显，但基础还不够牢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尚显不足，经济运行中存在矛盾和风险还有待于进一步化解。一方面，部分传统产业领域、部分地区、部分企业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杠杆过高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所取得的成果尚需要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甚至累积了新的矛盾和风险，需要防范和化解。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一个“瘦身”与“强身”并重的过程，当新的增长动能尚不足以发挥主体作用时，老产能就不可能顺利淘汰。当结构矛盾依然突出，防控风险依然艰巨的情况下，经济企稳就很难具有坚实的基础。
因此，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是下一步最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特别要抓好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更加有效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要更加有效地扩大内需；三是要更加有效地推进改革，促进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效；四是要更好地调动人的积极性，把改革推向深入。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提出，当前要高度重视宏观经济领域五个趋势性变化。一是2016年粮食生产在连续12年增产以后第一次减产，存在粮食价格倒挂、粮食库存过高、农产品的供需缺口扩大问题，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应该引起重视。二是在投资增速2015年跌入最低点之际，民间投资第一次大幅度下滑应该引起重视。三是在流动性连续近20年急剧增长的条件下，广义货币与狭义货币第一次出现了比较大的剪刀差应该引起重视。四是在进出口连续三年下滑的情况下，对外投资第一次超过了国内利用外资，如何处理好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利用外资的关系，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五是在经济增速连续7年下行的大背景下，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第一次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如果继续下去，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必须充分重视。
就外部环境来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是发达国家面临的深层结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经济很难从根本上走出低谷。二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发生，大大增加了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影响被看作是最大变数。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在论坛期间，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祁斌等在内的多位嘉宾，在发言中不约而同地谈到这个话题，有的甚至将其作为演讲的主要内容。
在李伟看来，特朗普政策强调一切以美国利益为重，包括实施贸易和投资保护、能源独立等方面，具有重振实体经济、放松管制、推崇双边谈判、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等特点。他预计，如果美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将会产生连锁反应，相关国家也会采取调整关税和限制进出口等措施加以应对，全球贸易将进一步放缓。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李伟表示，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主席的通话中，表现出较为积极的建设性态度，也强调承认和尊重一个中国的原则，这应该说是一个好兆头。但是，特朗普新政的或然性很大，尤其对人民币汇率的态度，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定位，都存在着很大变数。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不能盲目乐观。
方星海对此表示认同。他说，特朗普当选以后采取的总体策略，尤其是国际策略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经济贸易上搞单边主义，二是结成比较大的“基督教联盟”联合对付极端伊斯兰势力。在这两大对外政策指导下，特朗普团队本质上不希望中国更强大，把中国看作自己的对手甚至是敌人。这是特朗普团队和美国以往任何一个总统不一样的地方。从这个导向看，中国还是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尽管特朗普政府会受到美国国内各个方面的制约，我们也可以利用美国国内的力量，与之展开长期互利合作，但对于中美经贸关系如何发展，需要再观察，不能寄予太多期望。今后几年特朗普团队在对华政策方面会有些什么样的冒险动作，我们要做好准备。
不过，魏建国却表达了不同观点。他认为，特朗普的执政思路是以国内优先，不主张把意识形态问题放到经贸关系中，跟所有想和美国友好相处的国家友好相处，这跟奥巴马推行亚太再平衡、推行TPP，试图从军事、外交上孤立中国的政策不同。特朗普的执政理念是要把美国一切对外对内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武力干涉另一个国家政权，要全力以赴解决美国国内贫富不均、失业、中产阶级收入下降、基础设施多年老化等问题，让美国再次强大。一个强大的、守规矩的、遵守联合国宪章的美国对中国有什么不好？中美正在试图避免历史上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正如基辛格2009年在全球智库峰会上所说，“当初美国代替英国成为世界霸主，这个过程是和平的，我相信未来中国代替美国也是和平的，但是他加了一句话，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魏建国说，中国提出“打造人类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是能够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加速发展。果真如此，那对中美来说都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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