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大学毕业生参与就业竞争主要依靠两种资本。一种是人力资本,由自身天赋及后天所受教育得到的;另一种是社会资本,通过家庭、家族、亲戚等社会关系来调动、支配和掌控社会资源,尤其是公共资源而形成的。很显然,除个人秉赋外,两种竞争资本的形成都要依赖于大学生家庭拥有的经济、文化、社会资源。因此,从此种意义上讲,大学生就业竞争实质上是各自家庭拥有的经济、文化、社会资源之争。经济资源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资源是“硬件”,是两种竞争资本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生,从幼儿园开始至高中毕业,往往占有优秀教育资源,接受更好的教育。文化基础整体上自然高过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学生,在高考中易取得好成绩,上名牌大学。在目前就业环境下,上名牌大学即意味着就业时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文化资源方面,它是一种软实力,但同样重要。文化氛围浓的家庭,多会采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引导孩子,教育成功几率大,容易培养出高素质的大学生,在竞争中就会拥有一定的先天优势。社会资源方面,主要指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的数量及质量,它形成的基础是血缘关系及大学生父母的社会地位。血缘关系越近、父母社会地位越高,可以获得的资源的数量就越多,质量就越好,当然也包括就业资源。
二、购买者的议价能力
购买商的议价能力主要取决于参与就业岗位竞争的大学生数量。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区域的选择呈现出极不平衡性。统计数据表明,东部地区、沿海地区、大城市、国企、上市公司等经济发达地区及经营业绩好的大企业对大学毕业生吸引力强,参与就业竞争人数多,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就业的选择力强;而西部地区、山区等经济落后地区因对大学生的吸引力有限,参与就业竞争者人数少,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就业的选择力自然弱。
三、新进入者的威胁
新进入者的威胁主要取决于自身的数量,数量多则说明即将进入就业市场的大学生多,即就业潜在进入者人数多,潜在威胁就大;反之,则小。在校就读未毕业大学生的数量取决于“两个门槛 ”。一是高中生进人大学的“门槛”。基于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不断增长的需要,政府采取积极鼓励政策,促进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招生规模、高校数量均持续攀升。从1999年开始,招生数进入快车道,并逐年递增;截至2016年5月30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879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595所(含独立学院266所),成人高等学校284所。招生规模、高校数量的蓬勃发展说明高中生进入大学“门槛”低。二是大学生毕业的“门槛 ”。据统计,2010年、2011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数分别为657万、675万;2014、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数分别为727万、749万。数据表明大学生毕业“门槛”低。“两个门槛”均低说明在校就读未毕业大学生对大学生就业威胁力大。
四、替代品的威胁
非高校毕业待就业群体对大学生就业的替代力——替代产品威胁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高等教育层面以下的院校毕业生,如职业高中生。二是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群体,如技工;三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社会上其他就业群体。非高校毕业待就业群体对大学生就业的替代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与高校大学毕业生相比,虽然非高校毕业待就业群体受到的高等教育偏少,但并不代表其就业竞争力弱。用人单位通常需花费大量经费对大学生进行岗位适应性培训,以使大学生达到专业技术岗位需求,而拥有专业技术水平的非高校毕业待就业群体则能随时上岗,熟练操作,可为用人单位节省培训成本。因此,对于专业技术性的就业岗位而言,拥有专业技术水平的非高校毕业待就业群体对大学生就业威胁大。在就业过程中,非高校毕业待就业群体往往比高校毕业生更能放低“身价”择岗。对于知识层次需求不高的就业岗位,因岗位报酬的低廉性,非高校毕业待就业群体更具竞争力。因此,在就业过程中,拥有专业技术水平或岗位报酬需求低的非高校毕业待就业群体,对大学生就业替代作用明显。
五、同业竞争者的竞争程度
待就业大学生——五力竞争模型中的“行业内的竞争对手”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应届毕业大学生;二是已毕业未就业的往届大学生。待就业大学生内部竞争程度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应届大学毕业生群体总量;二是往届大学生就业剩余量。据统计,2009—2016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由611万增至756万。待就业大学生的“三高”(高基数、高增长、高剩余量)易导致各专业、各学历层次大学毕业生数量多和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需失衡。当下,就业市场可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与大学生实际需求岗位数量存在着明显差距。因此,面对“僧多粥少”的就业局面,待就业大学生相互间围绕专业、学历等要素发生激烈就业竞争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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