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中国报告网发布《2009-2012年中国家庭影院行业应对新经济环境变化及发展策略咨询报告》
在工业化中期，大量新兴产业已从初始阶段发展到成长期和成熟期。收入差距扩大会减少高收入和中等偏高收入群体规模，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消费品产业需求支撑下降，其成长期与成熟期的产业发展也会因需求减少而延缓(时间延长)。在此时期，缩小收入差距不仅会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也会扩大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消费品需求，从而从两方面促进经济增长。
在工业化中后期，大部分产业均已进入成熟期，部分产业进入需求规模减少的衰减期，处于成熟期和衰减期的耐用消费品产业发展主要依靠更新需求和中低收入阶层的初次需求支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能够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耐用消费品需求，稳定经济增长。IMF的跨国分析也表明，提高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会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率，且其贡献要远大于高收入阶层(TOP 20%)收入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IMF，2015)。
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大部分居民均已实现耐用消费品需求，耐用消费品产业将进入以更新需求为主的低速增长阶段，但技术进步引致的新产品会刺激耐用消费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而新产品需求主要依靠占人群大多数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将会为耐用消费品产业的升级发展提供重要的需求支持。同时，因工业化后期居民收入水平得到较大幅度提高，低价耐用消费品及其新产品消费需求的收入约束较低，收入差距的变化对此类消费品影响很小，但对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汽车等高价耐用消费品及其新产品，大部分家庭仍存在收入约束问题，缩小收入差距对高价消费品需求仍具有积极的扩大效应。
此外，在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随着大部分家庭的商品消费逐步达到饱和状态，服务消费逐步兴起为居民消费的热点，成为拉动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消费动力。同耐用消费品类似，收入分配差距同样会改变服务消费的需求分布，如图所示，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服务消费需求分布曲线变得平坦，即增加处于发展前期的需求量并提高其发展速度(如图所示的正态分布也是非耐用消费品和服务消费增速的分布图形)，减少处于发展中期的服务消费需求量，并降低服务消费增速。因此，在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服务消费成为居民消费的重点之后，缩小收入差距可以扩大服务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现阶段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必要性
上述分析表明，在工业化后期，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提升引致的投资率下降、消费率提高，意味着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消费支撑，满足不断提升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发展要求，也需要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同时，受生产要素市场供求格局转变影响，工业化后期劳动者报酬占比提升、资本要素收入占比下降，但收入分配在宏观层面的变动并不会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缩小，只有在中低收入者拥有资本要素相对提高以及劳动力素质趋于均质化的情况下，劳动者报酬占比上升与资本要素收入占比下降才会引致收入差距缩小。要满足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对扩大消费需求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要求，通过政策措施调控、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工业化后期经济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经济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必由之路，也是扩大消费需求、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的必由之路
我国规模庞大的农村过剩劳动力为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持续的劳动力资源，但与一般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供求格局的演变规律类似，随着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张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持续增加，我国劳动力供求已从供给过剩转向总量供给不足和结构性供给不足日趋严重的新格局。从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看，我国劳动力求人倍率(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提高到1.04倍，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2013年一季度到2015年四季度基本维持在1.1倍左右，即我国城市劳动力已出现总量供给不足现象。从结构看，越是素质高的劳动力供求缺口越大，2012年到2014年初中以下低素质、初级技能、中级技能和高级技能劳动力的求人倍率分别为1.08倍、1.48倍、1.56倍和1.67倍，其中2015年高级技能劳动力求人倍率已提高到1.84倍，显示当前我国人力资本供给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从未来发展看，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创新驱动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无论是技术进步本身，还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都需要大幅度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劳动力供求从供给过剩转向供给不足，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的结构性供给不足，已经改变了我国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在2011年下降到47.04%的历史低点后，已恢复持续上升趋势，2013年已提高到50.84%；资本要素收入占比(财产性收入与固定资产折旧)已从2011年39.8%的历史高点下降到2013年的36.65%。随着经济结构升级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劳动者报酬占比还会进一步提高，并刺激居民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但也需要看到，受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递减规律制约，仅依靠提高劳动技能溢价并不能满足未来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日益扩大的需求，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最大限度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的必由之路。
(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增加消费需求的必然选择
我国经济经过30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已进入第三产业相对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后期，2008年以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上升，2012年占比达到45.5%、超过第二产业占比(44.97%)，2015年达到50.47%。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相对应，我国最终消费率(消费率)在2010年下降到49.07%的低点后开始恢复上升趋势，2014年已提高到51.42%；固定资本形成率(投资率)则从2010年44.56%的历史最高值下降到2014年的43.96%。模拟分析表明，未来我国投资率将呈周期性下降趋势，到2025年有可能下降到32%左右，消费率将呈周期性上升趋势(李建伟，2015a)。投资率下降、消费率提高，是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结构的内在发展趋势，同时也表明未来经济增长将从过去的投资驱动为主转向消费驱动为主。
出口是与国内消费需求同等重要的基础需求因素，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出口与国内消费的比率一度从1980年的12.67%提高到2007年的99.99%，此后出口增速持续下降，出口与国内消费的比率也下降到2015年的46.97%，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下降。从各国出口的发展规律看，未来我国出口将从过去的高速增长状态转向低速增长状态，出口对实体经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进一步下降，国内消费需求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需求动力(张来明、李建伟，2014)。
耐用消费品是我国经济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需求基础。从我国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情况看，我国城乡居民对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手机、计算机等家电产品和电子产品的需求已达到或接近饱和需求状态(李建伟，2013b)，支撑家电与电子产品产业持续发展的需求基础，除出口外，主要依靠更新需求和中等收入群体对创新产品的需求，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以为家电与电子产业的持续升级发展提供坚实的需求支撑。
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每百户家庭拥有的汽车数量已达到25.7辆，即20%的高收入家庭已实现汽车消费，中等收入家庭正在向实现汽车消费迈进。实证分析表明，在1990～2005年我国轿车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均会提高轿车产量；在轿车产业进入成长期的2006～2011年，家庭收入与轿车产量仍呈正相关，但收入差距与轿车产量已转变为负相关，即收入差距缩小会显著提高轿车产量(李建伟，2013c)。鉴于我国汽车工业正在从成长期向成熟期过渡，中等收入群体是未来汽车产业的需求主体，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扩大汽车消费需求、保持汽车工业持续较快发展的必然选择。
工业化后期是居民消费重点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的转型期，虽然我们缺乏我国城乡居民服务消费的准确统计数据，但从近年来国内旅游收入、居民家政服务、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和杂项服务消费支出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看，服务消费正在成为居民消费的重点。从服务消费与收入分配结构的关系(图2和图3)看，在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达到服务消费所要求的水平之后，缩小收入差距能够大幅度扩大服务消费需求规模、提高服务消费增速。
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投资率的下降和消费率的回升，2010年以来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开始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和全面反映收入分配不均的基尼系数均在持续下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趋于优化，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内在要求，也说明近年来政府调控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未来应在保障经济运行效率的前提下，顺应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内在要求，从改革制约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的体制与机制着手，进一步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公平就业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力自由流动、自主择业，是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初次收入分配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途径。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为劳动力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消除招工过程中的性别、毕业院校等选择性歧视现象和腐败行为，为劳动力就业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二是需要逐步消除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性制约因素，包括取消城乡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转移的限制，逐步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在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方面的待遇差别；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尽快建立社会保障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可自由转移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化。教育公平是最重要的机会公平，也是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缩小收入差距的基本途经。基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递减的基本规律，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化，重点应集中在教育经费、师资力量、软硬件设施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均等化。近年来，通过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和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义务教育阶段的资源配置均等化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在高等教育领域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现象比较突出，从发挥教育资金在提升人力资本效用最大化角度看，未来高等教育资金应更多地向普通院校倾斜。同时，为弱化低收入家庭教育投资不足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制约，应进一步加大对困难家庭子女就学的扶助力度，可考虑将义务教育年限扩展到高中阶段。
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服务均等化。一是要坚持全面去杠杆的政策导向，遏制杠杆资金及其投机行为导致的资金资源错配和资产泡沫化倾向，抑制杠杆资金暴利引致的收入差距扩大。二是完善金融服务体系，特别是建立面向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的中小型金融服务机构，一方面为中低收入阶层获取金融服务提供便捷、公平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也拓宽中低收入阶层投资渠道，促进资本要素向中低收入阶层扩散，通过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资本要素拥有份额和资本要素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要素所有权的分散不会制约资本要素的集中使用，金融深化会优化资金资源配置，缩小收入分配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Dabla-Norris et al.，2015)。
完善税收制度，抑制资本要素过度集中。完善的累进税制是抑制收入差距扩大、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基本工具。近年来发达国家出现了收入差距再度扩大、特别是最高收入的1%人口收入占比大幅度提升的问题(TOP 1 PERCENT)，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和遗产税税率下降(Facundo et al.，2013)。抑制我国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比提升过快、遏制资源向少数人群过度集中导致的资源错配问题，一是需要在严格执行个人所得税累进税制的同时，提高最高税率，遏制劳动者报酬向高收入群体过度集中的趋势；二是应尽快出台财产遗赠税，降低资本要素向少数人群集中的乘数效应；三是提高奢侈品消费税税率，高收入阶层、特别是富二代奢侈消费的成本；四是建立健全捐赠机制，鼓励高收入群体参与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发挥好慈善事业的三次分配作用。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消除社会保障逆向转移支付问题。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收入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主要途径。要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在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的积极作用，需要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托底功能和可持续性，也需要从提高统筹层次、缩小不同群体保障差距方面，解决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逆向转移支付问题。
本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基础研究课题《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子报告，课题顾问：张来明、葛延风，课题负责人：李建伟，报告执笔：张来明、李建伟。
参考文献：
(1)Barro, R. J., 2000,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5(1), pp. 5～32.
(2)Dabla-Norris, E. Y. Ji, R. M. Townsend, and D. Filiz Unsal, 2015, “Distingwishing Constrains of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Their Impact on GDP and Inequ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2082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ch.
(3)Facundo Alvaredo, Anthony B. Atkinson,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2013, “The Top 1 Percent in Interna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3), pp. 3～20.
(4)Galor, O. and O. Moav, 2004, “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1(4), pp. 1001～26.
(5)IMF, 2015,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6)Lazear, E. and S. Rosen, 1981, “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5), pp. 841～64.
(7)Ronald Bénabou, 1996, “Inequality and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5658 July 1996.
(8)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
(9)李建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布的正态估计》，《发展研究》，2013年a第5期。
(10)李建伟：《耐用消费品需求增长周期与经济增长关联度：1978～2012》，《改革》，2013年b第7期。
(11)李建伟：《居民收入分布对耐用消费品及经济增长周期的影响：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乘用车为例》，《经济纵横》，2013年c第6期。
(12)李建伟：《投资率、消费率与经济周期变动的关联度》，《改革》，2015年a第12期。
(13)李建伟：《经济增长周期的内生机制及其动态均衡增长状态》，中国市场出版社，2015年b。
(14)李建伟：《居民收入分布与经济增长周期的内生机制》，《经济研究》，2015年c第1期。
(15)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16)西蒙库兹涅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美国经济评论》，1955年第3期。
(17)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
(1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
(19)张来明(怀仁)、李建伟：《我国实体经济困境摆脱及其或然对策》，《改革》，2014年第2期。
在工业化中期，大量新兴产业已从初始阶段发展到成长期和成熟期。收入差距扩大会减少高收入和中等偏高收入群体规模，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消费品产业需求支撑下降，其成长期与成熟期的产业发展也会因需求减少而延缓(时间延长)。在此时期，缩小收入差距不仅会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也会扩大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消费品需求，从而从两方面促进经济增长。
在工业化中后期，大部分产业均已进入成熟期，部分产业进入需求规模减少的衰减期，处于成熟期和衰减期的耐用消费品产业发展主要依靠更新需求和中低收入阶层的初次需求支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能够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耐用消费品需求，稳定经济增长。IMF的跨国分析也表明，提高中等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会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率，且其贡献要远大于高收入阶层(TOP 20%)收入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IMF，2015)。
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大部分居民均已实现耐用消费品需求，耐用消费品产业将进入以更新需求为主的低速增长阶段，但技术进步引致的新产品会刺激耐用消费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而新产品需求主要依靠占人群大多数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将会为耐用消费品产业的升级发展提供重要的需求支持。同时，因工业化后期居民收入水平得到较大幅度提高，低价耐用消费品及其新产品消费需求的收入约束较低，收入差距的变化对此类消费品影响很小，但对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汽车等高价耐用消费品及其新产品，大部分家庭仍存在收入约束问题，缩小收入差距对高价消费品需求仍具有积极的扩大效应。
上述分析表明，在工业化后期，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提升引致的投资率下降、消费率提高，意味着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消费支撑，满足不断提升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发展要求，也需要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同时，受生产要素市场供求格局转变影响，工业化后期劳动者报酬占比提升、资本要素收入占比下降，但收入分配在宏观层面的变动并不会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缩小，只有在中低收入者拥有资本要素相对提高以及劳动力素质趋于均质化的情况下，劳动者报酬占比上升与资本要素收入占比下降才会引致收入差距缩小。要满足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对扩大消费需求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要求，通过政策措施调控、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工业化后期经济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经济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必由之路，也是扩大消费需求、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的必由之路
我国规模庞大的农村过剩劳动力为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持续的劳动力资源，但与一般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供求格局的演变规律类似，随着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张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持续增加，我国劳动力供求已从供给过剩转向总量供给不足和结构性供给不足日趋严重的新格局。从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看，我国劳动力求人倍率(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提高到1.04倍，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2013年一季度到2015年四季度基本维持在1.1倍左右，即我国城市劳动力已出现总量供给不足现象。从结构看，越是素质高的劳动力供求缺口越大，2012年到2014年初中以下低素质、初级技能、中级技能和高级技能劳动力的求人倍率分别为1.08倍、1.48倍、1.56倍和1.67倍，其中2015年高级技能劳动力求人倍率已提高到1.84倍，显示当前我国人力资本供给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从未来发展看，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创新驱动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无论是技术进步本身，还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都需要大幅度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劳动力供求从供给过剩转向供给不足，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的结构性供给不足，已经改变了我国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在2011年下降到47.04%的历史低点后，已恢复持续上升趋势，2013年已提高到50.84%；资本要素收入占比(财产性收入与固定资产折旧)已从2011年39.8%的历史高点下降到2013年的36.65%。随着经济结构升级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劳动者报酬占比还会进一步提高，并刺激居民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但也需要看到，受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递减规律制约，仅依靠提高劳动技能溢价并不能满足未来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日益扩大的需求，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最大限度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的必由之路。
(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增加消费需求的必然选择
我国经济经过30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已进入第三产业相对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后期，2008年以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上升，2012年占比达到45.5%、超过第二产业占比(44.97%)，2015年达到50.47%。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相对应，我国最终消费率(消费率)在2010年下降到49.07%的低点后开始恢复上升趋势，2014年已提高到51.42%；固定资本形成率(投资率)则从2010年44.56%的历史最高值下降到2014年的43.96%。模拟分析表明，未来我国投资率将呈周期性下降趋势，到2025年有可能下降到32%左右，消费率将呈周期性上升趋势(李建伟，2015a)。投资率下降、消费率提高，是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结构的内在发展趋势，同时也表明未来经济增长将从过去的投资驱动为主转向消费驱动为主。
出口是与国内消费需求同等重要的基础需求因素，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出口与国内消费的比率一度从1980年的12.67%提高到2007年的99.99%，此后出口增速持续下降，出口与国内消费的比率也下降到2015年的46.97%，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下降。从各国出口的发展规律看，未来我国出口将从过去的高速增长状态转向低速增长状态，出口对实体经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进一步下降，国内消费需求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需求动力(张来明、李建伟，2014)。
耐用消费品是我国经济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需求基础。从我国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情况看，我国城乡居民对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手机、计算机等家电产品和电子产品的需求已达到或接近饱和需求状态(李建伟，2013b)，支撑家电与电子产品产业持续发展的需求基础，除出口外，主要依靠更新需求和中等收入群体对创新产品的需求，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以为家电与电子产业的持续升级发展提供坚实的需求支撑。
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每百户家庭拥有的汽车数量已达到25.7辆，即20%的高收入家庭已实现汽车消费，中等收入家庭正在向实现汽车消费迈进。实证分析表明，在1990～2005年我国轿车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均会提高轿车产量；在轿车产业进入成长期的2006～2011年，家庭收入与轿车产量仍呈正相关，但收入差距与轿车产量已转变为负相关，即收入差距缩小会显著提高轿车产量(李建伟，2013c)。鉴于我国汽车工业正在从成长期向成熟期过渡，中等收入群体是未来汽车产业的需求主体，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扩大汽车消费需求、保持汽车工业持续较快发展的必然选择。
工业化后期是居民消费重点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的转型期，虽然我们缺乏我国城乡居民服务消费的准确统计数据，但从近年来国内旅游收入、居民家政服务、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和杂项服务消费支出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看，服务消费正在成为居民消费的重点。从服务消费与收入分配结构的关系(图2和图3)看，在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达到服务消费所要求的水平之后，缩小收入差距能够大幅度扩大服务消费需求规模、提高服务消费增速。
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投资率的下降和消费率的回升，2010年以来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开始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和全面反映收入分配不均的基尼系数均在持续下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趋于优化，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内在要求，也说明近年来政府调控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未来应在保障经济运行效率的前提下，顺应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内在要求，从改革制约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的体制与机制着手，进一步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公平就业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力自由流动、自主择业，是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初次收入分配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途径。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为劳动力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消除招工过程中的性别、毕业院校等选择性歧视现象和腐败行为，为劳动力就业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二是需要逐步消除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性制约因素，包括取消城乡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转移的限制，逐步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在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方面的待遇差别；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尽快建立社会保障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可自由转移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化。教育公平是最重要的机会公平，也是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缩小收入差距的基本途经。基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递减的基本规律，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化，重点应集中在教育经费、师资力量、软硬件设施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均等化。近年来，通过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和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义务教育阶段的资源配置均等化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在高等教育领域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现象比较突出，从发挥教育资金在提升人力资本效用最大化角度看，未来高等教育资金应更多地向普通院校倾斜。同时，为弱化低收入家庭教育投资不足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制约，应进一步加大对困难家庭子女就学的扶助力度，可考虑将义务教育年限扩展到高中阶段。
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服务均等化。一是要坚持全面去杠杆的政策导向，遏制杠杆资金及其投机行为导致的资金资源错配和资产泡沫化倾向，抑制杠杆资金暴利引致的收入差距扩大。二是完善金融服务体系，特别是建立面向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的中小型金融服务机构，一方面为中低收入阶层获取金融服务提供便捷、公平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也拓宽中低收入阶层投资渠道，促进资本要素向中低收入阶层扩散，通过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资本要素拥有份额和资本要素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要素所有权的分散不会制约资本要素的集中使用，金融深化会优化资金资源配置，缩小收入分配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Dabla-Norris et al.，2015)。
完善税收制度，抑制资本要素过度集中。完善的累进税制是抑制收入差距扩大、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基本工具。近年来发达国家出现了收入差距再度扩大、特别是最高收入的1%人口收入占比大幅度提升的问题(TOP 1 PERCENT)，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和遗产税税率下降(Facundo et al.，2013)。抑制我国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比提升过快、遏制资源向少数人群过度集中导致的资源错配问题，一是需要在严格执行个人所得税累进税制的同时，提高最高税率，遏制劳动者报酬向高收入群体过度集中的趋势；二是应尽快出台财产遗赠税，降低资本要素向少数人群集中的乘数效应；三是提高奢侈品消费税税率，高收入阶层、特别是富二代奢侈消费的成本；四是建立健全捐赠机制，鼓励高收入群体参与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发挥好慈善事业的三次分配作用。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消除社会保障逆向转移支付问题。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收入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主要途径。要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在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的积极作用，需要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托底功能和可持续性，也需要从提高统筹层次、缩小不同群体保障差距方面，解决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逆向转移支付问题。
本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基础研究课题《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子报告，课题顾问：张来明、葛延风，课题负责人：李建伟，报告执笔：张来明、李建伟。
参考文献：
(1)Barro, R. J., 2000,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5(1), pp. 5～32.
(2)Dabla-Norris, E. Y. Ji, R. M. Townsend, and D. Filiz Unsal, 2015, “Distingwishing Constrains of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Their Impact on GDP and Inequ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2082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ch.
(3)Facundo Alvaredo, Anthony B. Atkinson,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2013, “The Top 1 Percent in Interna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3), pp. 3～20.
(4)Galor, O. and O. Moav, 2004, “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1(4), pp. 1001～26.
(5)IMF, 2015,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6)Lazear, E. and S. Rosen, 1981, “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5), pp. 841～64.
(7)Ronald Bénabou, 1996, “Inequality and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5658 July 1996.
(8)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
(9)李建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布的正态估计》，《发展研究》，2013年a第5期。
(10)李建伟：《耐用消费品需求增长周期与经济增长关联度：1978～2012》，《改革》，2013年b第7期。
(11)李建伟：《居民收入分布对耐用消费品及经济增长周期的影响：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乘用车为例》，《经济纵横》，2013年c第6期。
(12)李建伟：《投资率、消费率与经济周期变动的关联度》，《改革》，2015年a第12期。
(13)李建伟：《经济增长周期的内生机制及其动态均衡增长状态》，中国市场出版社，2015年b。
(14)李建伟：《居民收入分布与经济增长周期的内生机制》，《经济研究》，2015年c第1期。
(15)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16)西蒙库兹涅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美国经济评论》，1955年第3期。
(17)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
(1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
(19)张来明(怀仁)、李建伟：《我国实体经济困境摆脱及其或然对策》，《改革》，2014年第2期。
作者：张来明 李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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