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中国报告网发布《2016-2022年中国港口保税区物流产业现状分析及十三五发展策略分析报告》
美国政府将削减企业所得税。尽管推动减税的努力在大选之前便已开始,不过,特朗普总统“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令让减税得以实现。支持者称,沉重的税收和苛刻的法规令美国企业难以喘息,企业盈利大幅下降,资本支出、雇佣员工等大大受限,生产力受挫,竞争活力下降。因此,给企业减负势在必行。
不过,若问题如此简单,为什么早没有人试过这个办法?答案出人意料。
首先,美国企业的盈利状况并没有什么可悲叹的。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企业税后利润占国民收入的9.7%。尽管这一数字低于2012年11%的峰值(这是因为经济增长缓慢,利润率往往受到影响),也很难说明企业盈利出现了严重问题。相反,这一数字远高于1980年以后7.6%的平均水平。2016年第三季度,企业所得税仅占国民收入的3.5%。由此表明,美国企业税收的结构和复杂程度或许令人诟病,总体企业税收却并不繁重。
相反,劳动者的收入总额占GDP的比例在下降。2016年第三季度,职工收入(包括薪资、福利、社会保险、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在内)占国民收入的62.6%。尽管与2012至2014年间61.2%的低点相比,这一数字有所上升,却仍比1980年后64.6%的平均水平低两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国民收入正从劳动力手中流向资本家手中。这并不支持所谓遭受重压的美国企业需要减负的说法。
确实,在当前的复苏进程中,企业投资和就业增长都十分乏力。不过,罪魁祸首很有可能是总需求下降,而非沉重税收和严苛监管的钳制。
决定企业资本支出的究竟是影响资本成本的因素(利率、税收与法规),还是影响未来需求的因素,经济学界早有定论。需求驱动模式(通过所谓的“加速器”效应发挥作用)获得普遍认可。
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只有预期市场会增长时,企业才会增产扩员。对美国而言,这很难实现。2008年第一季度以来,美国经通胀调整后的个人消费支出平均年增长率仅1.6%,比之前12年中3.6%的平均水平低整整两个百分点。事实上,这九年是美国自二战以来实际消费增长最疲软的时期。如果“凡是过去,皆为序章”,(许多企业对未来作出预期时正是以过去为参考的),那么只谈减轻税收,放松监管而不提振消费需求无异于说空话。
特朗普所宣扬的失去竞争优势,辉煌不再的美国形象与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16-2017)》相悖。这份权威报告对138个国家的114项竞争力指标进行评估。《全球竞争力报告(2016-2017)》显示,美国综合国际竞争力名列第三(仅次于瑞士和新加坡),大致维持在过去十年来的同一位置。不错,美国在企业税率、监管和政府效率等方面表现欠佳;不过,美国在创新能力(排名第二)、企业研发支出(排名第二)、科学技术人才(排名第二)等方面表现突出,弥补了前述不足。
此外,美国在金融市场发展、劳动力市场效率以及商业成熟度的几个分项上得分颇高,这也是美国得以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继续名列前茅的原因。总之,美国并没有失去竞争优势。
在理想情况下,能简化税收体系,提高监管效率,甚至是为企业削减税收,放松监管,自然很好。不过,企业并不是美国经济链中的薄弱环节,工人们才更需要扶助。过去25年来,经济收入从劳动者手中大量流向资本家手中。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美国的经济政策辩论放错了重点,急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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