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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NAEC行动倡议
发布《应对经济挑战的新方法（最终综合报告）》，是OECD政策转型的重要标志。
“应对经济挑战的新方法（NAEC）”是OECD部长理事会于2012年发起的行动倡议，其目的是重新审视既有的政策分析方法，建立新的政策议程，促进更加强劲、更富有弹性的、包容的和可持续的增长。OECD发起上述行动倡议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次贷危机”的影响，二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这些都对国家和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要求。
作为一个全面的行动计划，NAEC行动倡议覆盖了OECD的各个部门。为了推动相关工作，OECD成立了NAEC工作组。NAEC工作组由经合组织秘书长领导，工作组的成员由来自OECD成员国的代表、来自伙伴国家的代表和来自OECD各相关委员会的代表组成。作为由多方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平台，工作组在协调研究工作进展、建立知识网络、推动横向知识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NAEC行动倡议由如下三个支柱组成。
1.反思与水平扫描
在“次贷危机”之前，大多数机构和观察家都低估了经济系统所蕴含的风险因素。“按照既有的分析模型，危机程度和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都被持续低估，从而导致出现了重大的政策失败；OECD国家普遍对危机没有准备，也没有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对既有的分析框架和危机应对措施进行反思，是构建“应对经济挑战的新方法”的第一步。
根据OECD既有的研究基础以及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NAEC将相关研究重点确定为如下几方面：从危机和经济史中借鉴经验教训，对OECD的预测与监测工作作出评估；审查金融体系在危机中的作用，审查实现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改革；重新评估为实现增长和公平而推行的财政整固措施；探索应用新的经济分析工具和方法（如行为经济学、复杂科学、增加使用微观数据等）；对国别经验开展评估。
2.政策对冲与政策互补
长期以来，人们把经济增长视为生活水平、福利水平的代理性指标，并进而把经济增长视作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事实上，经济增长只是福利改善的必要条件。考虑到影响福利水平的因素的多层面性，当采用不同的政策工具（或政策杠杆）从特定侧面提升居民福利时，往往会出现大量的政策冲抵或互补现象。特别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上述现象日益突出。
在这一领域，NAEC的研究重点主要包括：审查各种政策对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概念演绎和政策解析等手段，审查在福利不同层面上存在的复杂的政策冲抵和相互影响；强调实现更环保、更具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性；提供长期视角，阐明全球趋势将如何发展及其给政策目标带来的挑战。
3.制度与治理
“次贷危机”引发了有关“治理失败”的大讨论。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以及社交媒体的发展、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对提高增长包容性的要求增加，也对政府运作和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在完善治理方面，NAEC的目标是推动建立“聪明国家”。其研究重点主要包括：信任政府，主要探讨危机对政府信任和政府有效性的影响，并就重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提出政策建议；社会制度的脆弱性，主要探讨社会制度面对危机以及人口老龄化等挑战时的脆弱性；政府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包括有效规制的重要性以及使监管适应全球化的要求等。
NAEC的政策主张
经过一系列研究、内部讨论，OECD部长理事会议于2015年6月发布了《应对经济挑战的新方法（最终综合报告）》。该报告提出并支持政策视角发生如下变化：更多聚焦于幸福（感）及其分布以确保增长为所有人带来进步；把金融部门及相关风险更好地整合进政策分析框架；把不确定性、溢出效应、系统性风险和网络效应纳入政策分析框架；采用长期视角，在历史、社会规范和政治选择的制度背景下去理解经济问题。
适应政策分析视角的上述变化，OECD推动开发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工具和新的政策观点。新的政策工具包括：改进对存量的计量，将存量和流量数据同时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更加系统地利用微观数据以识别家庭和企业的差异性、更好地理解增长来源和解决不平等问题；完善理论假设，更加真实地分析风险和行为并更新相关分析模型；将社会研究和行为科学的新发现融入政策设计和实施过程等。在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提高长期生产率、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推动建立健康的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融资的金融部门、恢复对政府和市场制度的信任等方面，NAEC都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张。以推动包容性增长为例，NAEC致力于提供“实现增长和包容性双赢”政策，主要包括：开展结构性政策设计；尽可能促进教育机会的平等；在追求工作数量的同时追求工作质量；在教育、就业和创业等领域促进性别平等；确保税收制度具有足够的累进性和公平性；促进包容性治理等。
NAEC正在快速转化为政策和行动
2016年6月1—2日，新一届OECD部长理事会会议在巴黎召开。会议发布了题为“把生产率和包容性连接起来”的主旨报告和题为“为包容性增长而提升生产率”的部长会议声明。
主旨报告秉承NAEC的基本精神，从微观层面、结构变动的角度解释了OECD国家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的问题，分析了生产率增长与收入、财富乃至福利差距拉大之间的联系，明确提出“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方法来提振生产率增长”。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赋予个人能力，以实现其生产潜能；帮助所有的企业变得更有生产力、支持包容性增长；采取地区性视角，提高政策针对性；完善公共治理，提高政策的一致性和效率等。
部长会议声明对NAEC行动倡议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对主旨报告《对该重要议题的贡献》表示赞赏，声明指出：（会议）围绕“为包容性增长而提升生产率”发表声明，是为了确定上述议题今后的发展道路。
从会议主旨报告和会议声明看，NAEC已不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而是正在快速落地并转化为现实政策。
OECD政策转型为我们带来新镜鉴
公平与效率是现代社会必须面对的持久挑战。现代市场经济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来自公平的严峻挑战。早在19世纪80年代，为了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德国在严厉镇压工人运动的同时，相继颁布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养老和残疾社会保险法》，率先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险制度。二战期间，英国也发布了《贝弗里奇报告》和社会保险白皮书，加快完善其已有的社会保险制度，以至于到1948年就宣布建成了福利国家。北欧国家受社会民主思想的影响广泛，社会保障体系自然更加完善。二战后所谓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就是以“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而闻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广泛干预所蕴含的弊端也日渐显露，要求更多引入市场机制的呼声不断高涨。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伴随着“私有化”运动的推进、伴随着减税政策和放松管制措施的实施，英美国家在恢复经济活力、充分享受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又再次面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挑战。当年撒切尔夫人就是因为试图推行“劫贫济富”的人头税而招致广泛抗议，最后黯然下台。
当前，发达经济体迟迟难以走出“次贷危机”的阴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差距拉大导致内需萎靡不振。不仅如此，由收入差距拉大而带来的社会关系紧张也带来了世界社会、政治结构的深刻变革，英国脱欧、土耳其保守势力上升就是上述变革的外在表现。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如何走出一条新路，便成为摆在各国领导人面前的现实课题。
“次贷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一方面出手救助通用汽车公司和华尔街金融财团；另一方面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推动TPP、TTIP谈判，努力为其强大的金融和实业资本开拓出路，试图通过“把蛋糕做大”、通过“涓滴效应”来摆脱困境。这是30多年来西方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的惯常思路。
OECD则尝试了另一条路径，那就是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人类发展指数的经验，把健康、教育、生活环境等因素引入，着力构建新的、能够更好反映社会发展和进步状况的综合指标体系——幸福指数。幸福指数的编制，引导着OECD国家不仅要关注经济总量，更要关注收入分配；不仅要推动经济增长，更要推动增长成果为大多数人分享；不仅要追求短期增长，更要追求可持续增长。
从建立社保、加强收入调节到私有化运动、放松管制和全球化，再到追求包容性增长、提高幸福感，部分发达国家认识和应对收入差距问题的历程，揭示了公平与效率矛盾运动的辩证法，同时也为我们把握时代脉动、更好地推进改革提供了新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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