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中国报告网发布《2017-2022年中国海运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及十三五市场竞争态势报告》
海运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基础产业，具有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贸发展的双重作用，地缘政治的发展形势对海运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海运持续健康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我国陆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陆域接壤有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尼泊尔、缅甸、老挝和越南14个国家；海域接壤国家有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8个国家。作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GDP第二大国，与其他经济贸易大国相比，我国周边地缘政治十分复杂。
国际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动荡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相对衰落和国内矛盾的突现，世界政治格局逐步进入多极化时代，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日趋复杂、动荡。
美国全球战略大调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综合国力超强凸显，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相继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向海外出兵强力反恐，但是在付出高昂费用和伤亡代价后，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世界反恐形势更加复杂，防不胜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地位相对衰落，面对全球秩序的挑战，2011年美国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减少对其他地区的干预同时，向亚太地区增加了兵力部署，并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与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友加强合作，并且发展菲律宾、越南等新兴盟友，确保军事存在，保证行动能力。
欧洲面临近30多年来最严峻地缘政治形势考验。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欧洲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矛盾逐渐爆发，使欧洲进入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的多事之秋。一是经济问题。金融危机使欧洲普遍陷入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企，希腊首先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经济问题逐步波及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五国；二是德国、法国的难民问题。2011年后，中东地区大量难民不断涌入欧盟，德国、法国等主要难民目的地国家的积极接纳态度，一度让世界刮目相看，默克尔成为道德楷模，但随后难民给两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甚至危机；三是英国“脱欧”问题。2016年6月英国对“脱欧”进行公投，意外获得通过，更使欧盟的前景蒙上阴影；四是克里米亚半岛问题。2013年11月，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因拒绝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引发大规模示威后下台，乌克兰亲西方政府上台，亲俄的东部地区和俄罗斯族为主的克里米亚半岛发生动乱，最后俄罗斯抓住机遇进入克里米亚半岛，使欧洲面临冷战以来最大地缘政治风险。
长期动荡的中东和北非部分地区。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经济发展的差距，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民族矛盾、宗教纠纷、领土争端和水资源争夺使得这一地区关系异常复杂，加之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频繁、列强对石油的控制、各种势力的介入、强权政治的推行、武力干预更使得该地区长期动荡不安。美国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虽然推翻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但奉行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教义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QI）演变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I）；从2010年底开始，阿拉伯国家爆发了一系列的民主化运动，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埃及长期执政的政府首脑被推翻；利比亚爆发武装内乱，以卡扎菲身亡、政府被推翻而告终，至今仍处于动荡之中；叙利亚动乱也逐步升级成内战，至今未见结束迹象，除了政府和反对派“自由军”外，包括各种伊斯兰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库尔德独立武装、美国、欧盟、俄罗斯、土耳其等在内的多方势力纷纷卷入，数百万难民逃离该国，也成为欧洲难民问题的根源。
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形势问题凸显。一是朝鲜核问题没有解决又添韩国萨德问题。2006年以来，朝鲜已经进行了五次核试验和多次弹道导弹试射，严重影响东北亚地区安全和稳定，形势不断恶化，“擦枪走火”引爆战争的风险急剧攀升，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多个决议，要求朝鲜立即停止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开发，并对朝鲜进行制裁。2016年7月8日，韩国和美国宣布最终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宣称以此应对朝鲜导弹威胁，同时也将使美日韩三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更为牢固，使东北亚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二是印巴、阿富汗问题长期存在。由于印巴冲突的根源——克什米尔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双方在该区域的小规模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另外巴基斯坦的西北部地区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倒台后，成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重要根据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多次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三是海洋权益问题日益凸显。日本公然挑衅我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与俄罗斯存在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争端，与韩国存在竹岛领土争端。近年来，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部分国家公然挑衅我国海洋权益，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不时引发争端和海上对峙，2015年菲律宾不顾我国反对单方提出南海仲裁，我国维护海洋权益面临日趋复杂地缘政治形势。
地缘政治新态势对我国海运发展的新需求与挑战
地缘政治新态势和相继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对我国海运发展提出新要求，我国海运事业的发展面临直接和间接新挑战。一是支持国家安全计划新要求。首先是维护国家安全、应对突发事件的需要。要求遍布全球的船只和网点能够迅速对重要物资和人员进行及时安全运输，满足提升战略投放能力、保障军队部署中人员和物资快速调度的需要。需要先进的搜索、救助和打捞系统覆盖我国300万平方公里海域，适应应对常态和非常态突发事件的需要，适应近海、远海、浅海和深海救助打捞行动的需要；其次是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需要。有组织走私、盗窃、贩毒等犯罪活动以及恐怖活动的不断增加，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将造成严重危害，这就要求海运系统切实履行ISPS规则，在技术装备和管理体制上满足打击国际有组织犯罪的需要；三是保障海上资源可得性和经济性的需要。作为非军事强国和最大海运需求国，畅通、安全、高效、具有控制力的海上运输通道是我国今后利用世界资源发展经济的根本，提高承运比重、坚决打击垄断行为是改善安全性的措施之一；四是保障海运系统本身的安全。保障我国海域内重要航线航行的绝对控制力，不断扩大国际主要航线安全、自由航行的影响力。保障我国重要航道、港口、船队、人员等不受到蓄意的破坏和伤害。有效打击海上恐怖活动、海盗袭击。保障海运运营和管理信息资源安全：首先船舶航行信息安全。包括导航信息和水文气象信息等，一方面是获得的及时性，更重要的是保证这些信息不被蓄意破坏和篡改。其次是管理信息资源安全。海运是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大量信息资源集中在港口、海运企业等运营主体中，要防止各种势力伺机钻信息系统的漏洞，保障通讯与网络系统安全。在信息社会，海运需要及时与客户保持安全通讯和网络联系，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中，更需要保持与国家相关机构的通讯和网络安全联系。
二是间接和直接挑战。受地缘政治形势影响，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经济制裁日益成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对海运发展形成间接和直接冲击。首先是间接影响海运需求。受到地缘政治影响，世界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弹性系数大幅度下降，由原来的1.5降为1.0，海运需求量增速降至2%水平，使海运市场调整更加漫长，成为对全球海运企业的严峻挑战。我国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弹性系数更是由2.0降至0.5以下，海运需求增速由明显高于世界水平降至与世界水平相当，加之我国企业主要从事进出口货物运输，在面临市场挑战的同时，也面临加快向全球承运人和全球物流经营人转变的挑战；其次是经济制裁直接涉及海运企业。由于海运企业的全球性存在，双边关系恶化或大国对某国的经济制裁往往直接涉及海运企业，如何在制裁环境和艰难的外交氛围中进行理性判断、选择恰当策略顶住压力实现“有所为有所不为”成为对企业的重要挑战。
积极应对地缘政治的思考
近几年来，面对日益凸显的复杂地缘政治形势，作为全球经营的海运企业，首先应注重依靠我国综合国力。在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分类管理国家安全船队、经济安全船队和商业经营船队的同时，积极塑造企业跨国特性；二是强化地缘政治调查，包括定期评估地缘政治风险和当地国风险，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政治局势，特别是我国与邻国地缘政治风险；三是推进多元化和全球化。通过子公司雇员多元化和资本全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合资企业的发展，在推动其海运发展的同时，提升经营区域融入和“归属”。推进企业外交多元化，避免仅仅营造执政党“熟人”的情况，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建立联系，在深度、广度上保持沟通协调机制。
海运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基础产业，具有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贸发展的双重作用，地缘政治的发展形势对海运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海运持续健康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我国陆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陆域接壤有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尼泊尔、缅甸、老挝和越南14个国家；海域接壤国家有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8个国家。作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GDP第二大国，与其他经济贸易大国相比，我国周边地缘政治十分复杂。
国际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动荡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相对衰落和国内矛盾的突现，世界政治格局逐步进入多极化时代，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日趋复杂、动荡。
美国全球战略大调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综合国力超强凸显，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相继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向海外出兵强力反恐，但是在付出高昂费用和伤亡代价后，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世界反恐形势更加复杂，防不胜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地位相对衰落，面对全球秩序的挑战，2011年美国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减少对其他地区的干预同时，向亚太地区增加了兵力部署，并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与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友加强合作，并且发展菲律宾、越南等新兴盟友，确保军事存在，保证行动能力。
欧洲面临近30多年来最严峻地缘政治形势考验。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欧洲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矛盾逐渐爆发，使欧洲进入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的多事之秋。一是经济问题。金融危机使欧洲普遍陷入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企，希腊首先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经济问题逐步波及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五国；二是德国、法国的难民问题。2011年后，中东地区大量难民不断涌入欧盟，德国、法国等主要难民目的地国家的积极接纳态度，一度让世界刮目相看，默克尔成为道德楷模，但随后难民给两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甚至危机；三是英国“脱欧”问题。2016年6月英国对“脱欧”进行公投，意外获得通过，更使欧盟的前景蒙上阴影；四是克里米亚半岛问题。2013年11月，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因拒绝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引发大规模示威后下台，乌克兰亲西方政府上台，亲俄的东部地区和俄罗斯族为主的克里米亚半岛发生动乱，最后俄罗斯抓住机遇进入克里米亚半岛，使欧洲面临冷战以来最大地缘政治风险。
长期动荡的中东和北非部分地区。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经济发展的差距，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民族矛盾、宗教纠纷、领土争端和水资源争夺使得这一地区关系异常复杂，加之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频繁、列强对石油的控制、各种势力的介入、强权政治的推行、武力干预更使得该地区长期动荡不安。美国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虽然推翻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但奉行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教义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QI）演变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I）；从2010年底开始，阿拉伯国家爆发了一系列的民主化运动，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突尼斯、埃及长期执政的政府首脑被推翻；利比亚爆发武装内乱，以卡扎菲身亡、政府被推翻而告终，至今仍处于动荡之中；叙利亚动乱也逐步升级成内战，至今未见结束迹象，除了政府和反对派“自由军”外，包括各种伊斯兰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库尔德独立武装、美国、欧盟、俄罗斯、土耳其等在内的多方势力纷纷卷入，数百万难民逃离该国，也成为欧洲难民问题的根源。
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形势问题凸显。一是朝鲜核问题没有解决又添韩国萨德问题。2006年以来，朝鲜已经进行了五次核试验和多次弹道导弹试射，严重影响东北亚地区安全和稳定，形势不断恶化，“擦枪走火”引爆战争的风险急剧攀升，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多个决议，要求朝鲜立即停止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开发，并对朝鲜进行制裁。2016年7月8日，韩国和美国宣布最终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宣称以此应对朝鲜导弹威胁，同时也将使美日韩三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更为牢固，使东北亚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二是印巴、阿富汗问题长期存在。由于印巴冲突的根源——克什米尔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双方在该区域的小规模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另外巴基斯坦的西北部地区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倒台后，成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重要根据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多次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三是海洋权益问题日益凸显。日本公然挑衅我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与俄罗斯存在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争端，与韩国存在竹岛领土争端。近年来，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部分国家公然挑衅我国海洋权益，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不时引发争端和海上对峙，2015年菲律宾不顾我国反对单方提出南海仲裁，我国维护海洋权益面临日趋复杂地缘政治形势。
地缘政治新态势对我国海运发展的新需求与挑战
地缘政治新态势和相继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对我国海运发展提出新要求，我国海运事业的发展面临直接和间接新挑战。一是支持国家安全计划新要求。首先是维护国家安全、应对突发事件的需要。要求遍布全球的船只和网点能够迅速对重要物资和人员进行及时安全运输，满足提升战略投放能力、保障军队部署中人员和物资快速调度的需要。需要先进的搜索、救助和打捞系统覆盖我国300万平方公里海域，适应应对常态和非常态突发事件的需要，适应近海、远海、浅海和深海救助打捞行动的需要；其次是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需要。有组织走私、盗窃、贩毒等犯罪活动以及恐怖活动的不断增加，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将造成严重危害，这就要求海运系统切实履行ISPS规则，在技术装备和管理体制上满足打击国际有组织犯罪的需要；三是保障海上资源可得性和经济性的需要。作为非军事强国和最大海运需求国，畅通、安全、高效、具有控制力的海上运输通道是我国今后利用世界资源发展经济的根本，提高承运比重、坚决打击垄断行为是改善安全性的措施之一；四是保障海运系统本身的安全。保障我国海域内重要航线航行的绝对控制力，不断扩大国际主要航线安全、自由航行的影响力。保障我国重要航道、港口、船队、人员等不受到蓄意的破坏和伤害。有效打击海上恐怖活动、海盗袭击。保障海运运营和管理信息资源安全：首先船舶航行信息安全。包括导航信息和水文气象信息等，一方面是获得的及时性，更重要的是保证这些信息不被蓄意破坏和篡改。其次是管理信息资源安全。海运是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大量信息资源集中在港口、海运企业等运营主体中，要防止各种势力伺机钻信息系统的漏洞，保障通讯与网络系统安全。在信息社会，海运需要及时与客户保持安全通讯和网络联系，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中，更需要保持与国家相关机构的通讯和网络安全联系。
二是间接和直接挑战。受地缘政治形势影响，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经济制裁日益成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对海运发展形成间接和直接冲击。首先是间接影响海运需求。受到地缘政治影响，世界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弹性系数大幅度下降，由原来的1.5降为1.0，海运需求量增速降至2%水平，使海运市场调整更加漫长，成为对全球海运企业的严峻挑战。我国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弹性系数更是由2.0降至0.5以下，海运需求增速由明显高于世界水平降至与世界水平相当，加之我国企业主要从事进出口货物运输，在面临市场挑战的同时，也面临加快向全球承运人和全球物流经营人转变的挑战；其次是经济制裁直接涉及海运企业。由于海运企业的全球性存在，双边关系恶化或大国对某国的经济制裁往往直接涉及海运企业，如何在制裁环境和艰难的外交氛围中进行理性判断、选择恰当策略顶住压力实现“有所为有所不为”成为对企业的重要挑战。
积极应对地缘政治的思考
近几年来，面对日益凸显的复杂地缘政治形势，作为全球经营的海运企业，首先应注重依靠我国综合国力。在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分类管理国家安全船队、经济安全船队和商业经营船队的同时，积极塑造企业跨国特性；二是强化地缘政治调查，包括定期评估地缘政治风险和当地国风险，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政治局势，特别是我国与邻国地缘政治风险；三是推进多元化和全球化。通过子公司雇员多元化和资本全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合资企业的发展，在推动其海运发展的同时，提升经营区域融入和“归属”。推进企业外交多元化，避免仅仅营造执政党“熟人”的情况，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建立联系，在深度、广度上保持沟通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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