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图书馆转型的主要风险
通过对我国图书馆转型案例的梳理，不可否认诸多转型实践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同时图书馆也面临一些创新业务方向不明确，转型战略不明晰，持续投入不足，技术更新不及时等挑战。
（1）投资保障水平。根据《文化部2015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人均购书费1.43元，人均藏书量0.61册，这距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人均1.5册至2.5册的水平仍存在显著差距。从投资数据上看，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事业费一直在增加，但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在0.4%以下，据各年度《文化发展统计公报》统计，2010和2011年，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0.36%，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低，2015年有所回升，也仅为0.39%。而我国公共图书馆财政投入占文化事业总投入的比例总体上也呈下降趋势。根据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协会发布的《美国公共图书馆调查》，2007年美国公共图书馆总投入突破130亿美元，之后虽有下滑，但也保持在100亿美元以上，2014年有所回升。2014年美国公共图书馆总投入经费占GDP比例约为0.6315‰，而2014年我国公共图书馆总投入经费占GDP的比例仅约为0.1787‰，2015年为0.1877‰。一些欠发达地区情况更不容乐观，文献购置费进入当地财政预算的问题仍未解决，少数图书馆进入当地预算仅有5000—30000元左右，由于受文献购置费的限制，新书藏量没有明显增加，书刊外借率得不到提高。如此投入水平连图书馆的基本业务都无法保障，更无法保证转型创新活动的开展。
（2）财政投资的可持续性。文化事业的投资直接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文化投资重点发生了转移，文化新业态发展成为重点领域。数据显示，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基本支出所占比重逐年下降，项目支出有所上升。这些项目主要包括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开展的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项目的建设。国家控制建设规模的政策也影响到了图书馆的扩建和新馆的建设。图书馆强调向数字化、信息化转型，数字资源采购经费必须有所保障。但《国家图书馆年鉴》显示，2013年我国国家图书馆购书经费13451万元，相较于2012年的16514万，降幅达18.5%，2014年购书经费持续下滑至13436万元;2012年电子出版物采购经费4124万元，2013年为2918万元，2014年为2543万元，持续下滑，经费的持续保障能力不足。
（3）社会力量投资热情。有研究表明，社会力量一直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是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原动力。图书馆是社会公益性事业，它的发展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但图书馆的公益属性使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这使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经常受到冲击。社会的支持不仅体现在道义上，也体现在物质上，但二者支持都不够。企业和个人没有像赞助体育、文艺那样表示出巨大的热情，社会公众也少有为图书馆呐喊呼吁的，在图书馆政策制定方面，反应也比较冷淡。
（1）技术采纳。一些“破坏性技术”快速地取代了图书馆传统的信息技术，“图书馆的技术应用落后于新技术的发展”这一风险获得业内人士较高认可。图书馆服务转型提供延伸服务主要通过技术革新来实现，例如一些图书馆通过购置触摸屏设备，实现书籍、期刊、报纸的在线阅读，图书馆提供3D打印技术、24小时图书馆服务等，这些都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但图书馆是一个惰性较强、谨小慎微的机构，灵活性不够，应变能力较弱，即便对技术和业务做出调整，在短期内也很难看到理想的效果，所以其技术采纳的效果却有待进一步观察。张晓林教授曾表示，“现在的数字图书馆模式，仍然基本是传统图书馆模式的延伸，仍然依赖传统的文献类信息产品（Information Items）而不是依赖信息内容（Information Content）仅仅依赖或者局限于这些资源和服务，将把我们的未来置于危险的境地。”采纳新技术是一方面，后续的技术支撑、用户反馈等问题也至关重要。
（2）技术融合。高新技术的应用有效助推了图书馆的转型，但新技术的应用也要注意与传统业务的融合，与馆员的融合以及与用户的融合。例如，稳定性好、安全性强、在文献资源长期保存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缩微胶片，图书馆利用新技术对其阅读却有一定的困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及其25家成员馆30年来的缩微文献，至少有20%已经完全无法阅读，至少有70%的原件不提供一般借阅服务。另一项在图书馆应用的热门技术———无线射频识别（ＲFID），其效果也要理性看待，识别率只能达到80%。除了与传统业务的融合，新技术与馆员及用户的融合也至关重要。馆员要掌握利用新技术服务的能力，新技术的应用也要切合用户的信息需求。IFLA趋势报告中指出，新技术是把双刃剑，可提高或限制人们对信息的获取能力。有报道称，北京朝阳区建设150台自助图书馆的计划三年没有完成，究其原因，选点难，维护难，难以满足个性化需求，甚至个别地区用户因为担心辐射还逼停了自助图书馆建设。图书馆服务的转型是为了进一步贯彻“普遍均等”服务理念，但新技术的应用可能使图书馆与一些信息素养较为薄弱的群体差距更远。有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吐槽”24小时图书馆，“搜索书目不方便”“没有搜索框”“插卡系统没有反应”等。
参考观研天下发布《2018-2023年中国图书馆行业市场运营现状调查与未来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1）图书馆的法律地位。图书馆的法治环境，是对图书馆服务以及与图书馆的生存、运营、发展密切相关的所有方面具有高效能、全方位、综合性保障功能的法律体系。2015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但这距离我国形成完善的图书馆法治环境，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图书馆法律地位不明晰，使得图书馆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模糊。图书馆员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在图书馆转型过程中，对人才迫切需求这一环境下，没有明确的法律确定图书馆员的职业地位、职业资格要求、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标准，这无疑会带来较大风险。法律政策的缺失不利于图书馆转型被纳入当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同时也使得图书馆发展经费、人才建设得不到持续稳定的政策保障，影响图书馆转型各个方面的进展。
（2）图书馆责任与义务。无论如何转型，图书馆始终要坚持公共服务的责任，免费服务的义务，同时还要关注新的社会责任。2015年9月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专门强调:“加强数字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馆等公益设施建设，构建文化传播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也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向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图书馆在创新业务的同时，更不能忽视自己作为关键中介机构传播数据和信息的责任。图书馆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也要履行对隐私信息保护这一义务。除此之外，转型可能使图书馆注重对个性化信息需求的满足，提供高层次知识服务，但不能忽视自身提供均等化、无差别服务的责任和义务，运用强制力保障包括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农民、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便捷地使用图书馆服务。
（3）图书馆特权政策。我国《著作权法》第四节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但图书馆复制馆藏多为满足用户需求，而且图书馆转型就资源形式来看，是由以纸质资源为主向以数字资源为主转变，这必定涉及大量馆藏数字化问题。有学者认为，数字图书馆面对著作权而处于角色模糊、权力缺失、行为受缚的尴尬境地，需要著作权适度保护和数字图书馆行为的适度扩张。IFLA趋势报告也表示，在大数据时代，隐私的边界和数据保护将被重新定义。数字图书馆服务所提供的公益性服务在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很难找到相关配套的法律政策，这可能会使图书馆数字化转型陷入被动局面。
（1）图书馆价值社会可视性。业内人士并不认为“转型可能导致图书馆失去固有的文化教育地位”“转型导致图书馆失去大众化优势”。自2012年春节起，全国各地读者只需通过实名认证，便可通过国家数字图书馆读者门户系统免费远程访问50余种数字资源数据库。上海图书馆也推出“市民数字阅读”，读者凭读者证号和密码，即可免费浏览各类电子书及期刊报纸资源。2013年9月9日起，中国国家图书馆进一步加强远程网络服务，向国图及各地方馆认证读者提供个性化、免费的移动服务，简化读者入馆使用无线网络的手续;国家图书馆公共服务区域向未成年人全面开放;国图已成为世界上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图书馆之一。各类图书馆也积极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拓宽读者服务的渠道，实现知识的裂变传播和共享，让更多人了解图书馆，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使知识“触手可得”。由此可见，虽然图书馆转型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诸多困难，但其目标是更快捷、更优质地提供知识，更便利地服务用户，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图书馆转型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图书馆价值的社会可视性在逐步加强。
（2）图书馆的权威性。各类信息机构采用现代化资料处理技术和通讯手段，提供最新的资料，跟图书馆抢夺用户。以微博、微信为载体的内容较传统阅读介质对读者更具吸引力，碎片化的“轻阅读”“浅阅读”趋势明显。迅速普及的移动设备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交互方式，使用户更加强调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也提高了用户对图书馆的期待。但有学者调查显示，我国公共图书馆移动服务率偏低，移动服务体系不完整，创新性和知晓度较低。再加上百度、腾讯等互联网公司推出的互动类网络问答平台、学术搜索，以及数据库提供商、商业化数字图书馆提供的信息服务与图书馆抢夺市场，图书馆在短期内也未能通过转型提升自身的权威地位。
（3）传统服务弱化问题。伴随着图书馆新业务的产生，更多的人力、财力投入到新兴业务中来，逐年下降的到馆率更是使得被认为知识和技术含量都较低的流通阅览部，成为图书馆的补闲岗位，图书馆部分传统服务逐步走向弱化。图书馆在转型进程中，强调用户个性化信息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提供高层次知识服务。有研究表明，图书馆过分看重参考咨询服务，背离“为所有读者服务”这一宗旨，把部分人的需要当成核心加以特别关注，忽视更多人的利益，这有悖于图书馆的传统价值。再如“古籍修复”也是被忽视的一项传统业务，在图书馆向数字化、信息化转型的道路上，无论是高校的人才培养，还是行业内外的重视程度，“古籍修复”还离我们很远。图书馆转型应做到新技术与传统业务的有机融合，如若一味强调技术应用，为迎合某些用户需求凸显图书馆核心地位，长久发展必将给图书馆传统价值带来较大冲击。
（2）用户环境。信息环境下，用户在获取信息时更倾向于利用便捷、实时的网络。OCLC早在2004年《环境扫描》报告中就发现，用户获取信息的主要趋势是“自助服务”“用户满意”以及“无缝衔接”。图书馆转型必须以用户需求为基础，提供真正适应用户需求的服务，使图书馆服务融入大众生活。一些公共图书馆致力于打造市民的“第二起居室”和综合文化社区，积极开展延伸服务，就是对用户需求的响应。互联网的发展，必然会继续改变用户的行为与心理。前瞻用户行为的变化，有利于主动把控运营中的风险。
（3）管理环境。图书馆转型涉及业务重组与人、财、物的管理问题。新的业态必然要求新的管理模式，原本垂直型的管理结构已不适应当下的业务活动，要形成新型扁平管理体系，以适应当下的远程服务、24小时服务及个性化服务。领导层要前瞻性地采取管理措施应对转型中的系列难题，例如，平衡转型中岗位变动给馆员带来的情绪波动，维护馆员队伍稳定;在财务方面，管理层要提前测评转型成本、后期投入等，评估转型效益，预防转型遭遇经济风险。
（1）治理结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图书馆理事会制度是一种开放、民主的治理模式，能够有效吸纳图书馆外部人员进入到决策层，扩大参与决策和监督的人员范围，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并协调彼此的利益关系。实行图书馆理事会制度，建立决策层、执行层、监督层分离的法人治理结构，多层次保障图书馆转型进展，监督转型进程，可以有效激发图书馆创新与活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2）客户关系。图书馆在作为服务提供方的同时，也是资源采购方，要建立与外包商、数据库供应商、设备供应商、软件供应商等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业务外包中，无论是将整套分编加工业务外包，还是部分信息服务外包，或是信息技术的开发、维护，都由专业机构负责，图书馆在友好合作的同时要通过制定规范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如对编目准确率的限定，对自动化设备定期维护、技术及时更新的要求等，将外包服务可能带来的风险通过合理合法途径降低。在资源购买方面，图书馆也需通过合同保障自身权益，如在合同中明确“允许资源本地保存”，即便数据库商出现问题，也会最大程度降低对图书馆的影响。
（3）社会力量。早在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就明确指出，“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支持民办公益性文化机构的发展，鼓励民间开办博物馆、图书馆等，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形成政府主办、社会参与、功能互补、运转协调的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体制”，并且还强调“鼓励社会力量捐助和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在用地、税收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可以看出，政府在图书馆治理中，应为“主导”而非“包办”。在图书馆转型实施过程中，在资金、技术、人力都可能面临风险的情况下，图书馆一方面应该提高自主性和信息时代的引领性，另一方面应该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图书馆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来，实现图书馆转型的“成本社会化”。
（1）优化法制环境。很多时候，图书馆法律地位不明晰使得图书馆转型陷入尴尬境地。法律风险是客观存在于行业外部的一类风险因素，这种情况下，领导强有力的决策，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显得更为重要。图书馆法制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国图书馆将长期处于与法制建设互动的发展环境中，这既是机遇也存在风险。图书馆的运营、发展和社会的多方面产生联系。自2017年3月1日起，我国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该法明确规定图书馆属于“公共文化设施”范围。图书馆应主动利用国家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机遇，积极转型，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内容标准、人力资源、经费保障、法人治理、接受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利用好政策红利。如果图书馆转型脱离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原则，则必将面临政策风险。
（2）扩大特权空间。图书馆不可避免地会利用版权作品，版权依然是主要风险来源。国内外版权法都给图书馆提供了特权空间。在一定条件下，图书馆使用他人版权作品可以不经过许可也不必支付报酬。版权法给予图书馆的特权是有条件的，包括图书馆免费服务、公共开放。在创新服务的环境下，传统图书馆服务必然要通过购买社会服务、与其他机构合作、创新业务流程等方式实现转型。在此新环境下，传统版权豁免规则是否适用于图书馆，例如数字资源的远程服务、大数据服务等。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发布的《数字时代知识发现海牙宣言》就是对这个风险的关注。我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正在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图书馆在转型过程中也应积极倡导著作权法改革，完善图书馆公益性服务版权豁免制度，扩大图书馆特权空间，降低版权风险。
（3）重视隐私保护。数字化转型发展环境使图书馆在保护用户信息方面面临更大压力。我国对公民隐私权管理和保护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但公众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因此，图书馆应利用法律规制的制度化、程序化，将馆员行为及读者行为纳入到法律规制的范畴。在转型创新实践中，图书馆一方面要不断扩大与深化服务，另一方面又要切实保护用户个人信息。
通过对我国图书馆转型案例的梳理，不可否认诸多转型实践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同时图书馆也面临一些创新业务方向不明确，转型战略不明晰，持续投入不足，技术更新不及时等挑战。
1、投资风险
经费是图书馆的命脉，是立馆之本。但是经费短缺已经成为世界图书馆事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新业务的开展、新技术以及高素质人才的引进，无疑都需要资金保障。经费不足是制约转型的关键因素。投资风险是图书馆转型中最突出的风险，业内人士认为“图书馆经费预算难以满足技术的变化”“图书馆经费预算难以满足资源（图书、期刊、数据）的变化”，这是使图书馆转型陷入困境并造成恶性循环的关键原因。
图：图书馆管理系统
（1）投资保障水平。根据《文化部2015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人均购书费1.43元，人均藏书量0.61册，这距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人均1.5册至2.5册的水平仍存在显著差距。从投资数据上看，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事业费一直在增加，但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在0.4%以下，据各年度《文化发展统计公报》统计，2010和2011年，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0.36%，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低，2015年有所回升，也仅为0.39%。而我国公共图书馆财政投入占文化事业总投入的比例总体上也呈下降趋势。根据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协会发布的《美国公共图书馆调查》，2007年美国公共图书馆总投入突破130亿美元，之后虽有下滑，但也保持在100亿美元以上，2014年有所回升。2014年美国公共图书馆总投入经费占GDP比例约为0.6315‰，而2014年我国公共图书馆总投入经费占GDP的比例仅约为0.1787‰，2015年为0.1877‰。一些欠发达地区情况更不容乐观，文献购置费进入当地财政预算的问题仍未解决，少数图书馆进入当地预算仅有5000—30000元左右，由于受文献购置费的限制，新书藏量没有明显增加，书刊外借率得不到提高。如此投入水平连图书馆的基本业务都无法保障，更无法保证转型创新活动的开展。
（2）财政投资的可持续性。文化事业的投资直接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文化投资重点发生了转移，文化新业态发展成为重点领域。数据显示，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基本支出所占比重逐年下降，项目支出有所上升。这些项目主要包括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开展的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项目的建设。国家控制建设规模的政策也影响到了图书馆的扩建和新馆的建设。图书馆强调向数字化、信息化转型，数字资源采购经费必须有所保障。但《国家图书馆年鉴》显示，2013年我国国家图书馆购书经费13451万元，相较于2012年的16514万，降幅达18.5%，2014年购书经费持续下滑至13436万元;2012年电子出版物采购经费4124万元，2013年为2918万元，2014年为2543万元，持续下滑，经费的持续保障能力不足。
（3）社会力量投资热情。有研究表明，社会力量一直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是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原动力。图书馆是社会公益性事业，它的发展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但图书馆的公益属性使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这使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经常受到冲击。社会的支持不仅体现在道义上，也体现在物质上，但二者支持都不够。企业和个人没有像赞助体育、文艺那样表示出巨大的热情，社会公众也少有为图书馆呐喊呼吁的，在图书馆政策制定方面，反应也比较冷淡。
2、运营风险
运营就是对发展过程的计划、组织、实施和控制，是统筹图书馆转型发展方向的一类因素。方向明确是保证转型顺利进行的关键，业内人士对“转型发展模式不确定”“图书馆组织结构调整存在困难”等风险表现出较高的认同。（1）内外环境变化。图书馆转型是不断应对外界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内部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从业务角度来看，图书馆业务流程重组、业务外包等都造成大批岗位变动，不仅在业务质量上存在不确定性，由业务变化带来的人力岗位变动也可能会给馆员情绪造成较大冲击。从图书馆制度来看，传统的图书馆制度主要包括文献采访制度、文献分编制度、文献保护制度、读者服务组织制度、图书馆用人制度等。图书馆在具体的转型过程中涉及资源的转型、业务流程的转型、服务方式的转型等，资源类型的选择、采购模式、资源传递形式都会发生改变，业务流程也向自动化、规范化转变，服务方式也要根据用户的需求随时调整。传统的图书馆制度无法满足图书馆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业务形态，缺乏配套的制度保障无疑会给转型带来风险。外部客观信息环境、经济环境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图书馆的转型走向。颠覆性信息技术的出现和用户不断变化的信息需求使得图书馆要不断调整运营策略。
（2）领导力。图书馆转型发展模式的确定需要领导有长远的规划力与果断的决策力。这就要求图书馆领导具备广阔的视野和战略思维，能够敏锐捕捉关系图书馆未来发展的重要信息，具有面向行动的战术能力;能够对图书馆转型的整体性、基本性问题给出指导性意见和思路，为图书馆的未来发展树立方向、目标。这对图书馆领导的自身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根据《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显示，2014年，在高校图书馆中，有74.8%的馆长的学科背景为非图书馆学专业，可见，图书馆馆长职业特征并未受到广泛认可。（3）人力资源。图书馆转型可能会创造出许多前所未闻的岗位，这也对馆员提出更高的要求。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在其社交媒体战略中设计了很多新的岗位，如内容创建员、渠道管理员等。有报告指出，泛在化信息环境、移动技术的广泛使用、社区知识持续增加、老龄化加剧，以及居民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促使图书馆员的工作属性发生改变。在未来10年，实体工作内容将不再是图书馆的首要任务，更多的是担任“催化剂”式的工作。图书馆员也不再只担任信息专家的角色，他们还将成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这些对馆员的学科背景、业务能力、工作经验等综合素质都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很多图书馆招聘启事都显示，需求人数最多的是拥有其他学科背景的人才，如南京图书馆2015年招聘的20人中，仅需4位图书情报相关人才，其余16位要求有艺术类、化学工程类等其他学科背景，可见业内目前对多学科背景馆员的需求。从调查结果来看，图书情报业内人士也突出表现了对“人力资源”的担忧，人力资源经验不足、人力资源学科背景不足、人力资源不能适应组织变革都是认知程度排在前十的风险因素，这也说明目前图书馆向数字化、信息化转型过程中，在为用户提供多领域服务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3、技术风险
20世纪以来，技术的进步主宰着图书馆的发展，技术的每一次革新都使得文献形态以及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发生变化。图书馆转型过程也可以说是对新技术的采纳、融合的过程。图书馆对技术的利用情况也直接影响到图书馆的转型效果。（1）技术采纳。一些“破坏性技术”快速地取代了图书馆传统的信息技术，“图书馆的技术应用落后于新技术的发展”这一风险获得业内人士较高认可。图书馆服务转型提供延伸服务主要通过技术革新来实现，例如一些图书馆通过购置触摸屏设备，实现书籍、期刊、报纸的在线阅读，图书馆提供3D打印技术、24小时图书馆服务等，这些都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但图书馆是一个惰性较强、谨小慎微的机构，灵活性不够，应变能力较弱，即便对技术和业务做出调整，在短期内也很难看到理想的效果，所以其技术采纳的效果却有待进一步观察。张晓林教授曾表示，“现在的数字图书馆模式，仍然基本是传统图书馆模式的延伸，仍然依赖传统的文献类信息产品（Information Items）而不是依赖信息内容（Information Content）仅仅依赖或者局限于这些资源和服务，将把我们的未来置于危险的境地。”采纳新技术是一方面，后续的技术支撑、用户反馈等问题也至关重要。
（2）技术融合。高新技术的应用有效助推了图书馆的转型，但新技术的应用也要注意与传统业务的融合，与馆员的融合以及与用户的融合。例如，稳定性好、安全性强、在文献资源长期保存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缩微胶片，图书馆利用新技术对其阅读却有一定的困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及其25家成员馆30年来的缩微文献，至少有20%已经完全无法阅读，至少有70%的原件不提供一般借阅服务。另一项在图书馆应用的热门技术———无线射频识别（ＲFID），其效果也要理性看待，识别率只能达到80%。除了与传统业务的融合，新技术与馆员及用户的融合也至关重要。馆员要掌握利用新技术服务的能力，新技术的应用也要切合用户的信息需求。IFLA趋势报告中指出，新技术是把双刃剑，可提高或限制人们对信息的获取能力。有报道称，北京朝阳区建设150台自助图书馆的计划三年没有完成，究其原因，选点难，维护难，难以满足个性化需求，甚至个别地区用户因为担心辐射还逼停了自助图书馆建设。图书馆服务的转型是为了进一步贯彻“普遍均等”服务理念，但新技术的应用可能使图书馆与一些信息素养较为薄弱的群体差距更远。有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吐槽”24小时图书馆，“搜索书目不方便”“没有搜索框”“插卡系统没有反应”等。
4、政策风险
政策是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而在图书馆转型过程中，却鲜有相关的政策支持。“图书馆转型发展的配套政策不足”“图书馆业务转型缺乏法律保障”，正表现出业内人士对转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的担忧。参考观研天下发布《2018-2023年中国图书馆行业市场运营现状调查与未来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1）图书馆的法律地位。图书馆的法治环境，是对图书馆服务以及与图书馆的生存、运营、发展密切相关的所有方面具有高效能、全方位、综合性保障功能的法律体系。2015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但这距离我国形成完善的图书馆法治环境，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图书馆法律地位不明晰，使得图书馆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模糊。图书馆员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在图书馆转型过程中，对人才迫切需求这一环境下，没有明确的法律确定图书馆员的职业地位、职业资格要求、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标准，这无疑会带来较大风险。法律政策的缺失不利于图书馆转型被纳入当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同时也使得图书馆发展经费、人才建设得不到持续稳定的政策保障，影响图书馆转型各个方面的进展。
（2）图书馆责任与义务。无论如何转型，图书馆始终要坚持公共服务的责任，免费服务的义务，同时还要关注新的社会责任。2015年9月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专门强调:“加强数字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馆等公益设施建设，构建文化传播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也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向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图书馆在创新业务的同时，更不能忽视自己作为关键中介机构传播数据和信息的责任。图书馆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也要履行对隐私信息保护这一义务。除此之外，转型可能使图书馆注重对个性化信息需求的满足，提供高层次知识服务，但不能忽视自身提供均等化、无差别服务的责任和义务，运用强制力保障包括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农民、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便捷地使用图书馆服务。
（3）图书馆特权政策。我国《著作权法》第四节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但图书馆复制馆藏多为满足用户需求，而且图书馆转型就资源形式来看，是由以纸质资源为主向以数字资源为主转变，这必定涉及大量馆藏数字化问题。有学者认为，数字图书馆面对著作权而处于角色模糊、权力缺失、行为受缚的尴尬境地，需要著作权适度保护和数字图书馆行为的适度扩张。IFLA趋势报告也表示，在大数据时代，隐私的边界和数据保护将被重新定义。数字图书馆服务所提供的公益性服务在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很难找到相关配套的法律政策，这可能会使图书馆数字化转型陷入被动局面。
5、价值风险
核心价值是组织的灵魂，它根植于组织文化中，渗透组织发展的整个过程，影响组织发展的结果。调研发现，“价值风险”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业内人士一方面承认信息机构对图书馆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又对图书馆保持自身价值抱有极大信心。以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标志的新的信息环境给用户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图书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图书馆价值社会可视性。业内人士并不认为“转型可能导致图书馆失去固有的文化教育地位”“转型导致图书馆失去大众化优势”。自2012年春节起，全国各地读者只需通过实名认证，便可通过国家数字图书馆读者门户系统免费远程访问50余种数字资源数据库。上海图书馆也推出“市民数字阅读”，读者凭读者证号和密码，即可免费浏览各类电子书及期刊报纸资源。2013年9月9日起，中国国家图书馆进一步加强远程网络服务，向国图及各地方馆认证读者提供个性化、免费的移动服务，简化读者入馆使用无线网络的手续;国家图书馆公共服务区域向未成年人全面开放;国图已成为世界上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图书馆之一。各类图书馆也积极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拓宽读者服务的渠道，实现知识的裂变传播和共享，让更多人了解图书馆，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使知识“触手可得”。由此可见，虽然图书馆转型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诸多困难，但其目标是更快捷、更优质地提供知识，更便利地服务用户，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图书馆转型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图书馆价值的社会可视性在逐步加强。
（2）图书馆的权威性。各类信息机构采用现代化资料处理技术和通讯手段，提供最新的资料，跟图书馆抢夺用户。以微博、微信为载体的内容较传统阅读介质对读者更具吸引力，碎片化的“轻阅读”“浅阅读”趋势明显。迅速普及的移动设备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交互方式，使用户更加强调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也提高了用户对图书馆的期待。但有学者调查显示，我国公共图书馆移动服务率偏低，移动服务体系不完整，创新性和知晓度较低。再加上百度、腾讯等互联网公司推出的互动类网络问答平台、学术搜索，以及数据库提供商、商业化数字图书馆提供的信息服务与图书馆抢夺市场，图书馆在短期内也未能通过转型提升自身的权威地位。
（3）传统服务弱化问题。伴随着图书馆新业务的产生，更多的人力、财力投入到新兴业务中来，逐年下降的到馆率更是使得被认为知识和技术含量都较低的流通阅览部，成为图书馆的补闲岗位，图书馆部分传统服务逐步走向弱化。图书馆在转型进程中，强调用户个性化信息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提供高层次知识服务。有研究表明，图书馆过分看重参考咨询服务，背离“为所有读者服务”这一宗旨，把部分人的需要当成核心加以特别关注，忽视更多人的利益，这有悖于图书馆的传统价值。再如“古籍修复”也是被忽视的一项传统业务，在图书馆向数字化、信息化转型的道路上，无论是高校的人才培养，还是行业内外的重视程度，“古籍修复”还离我们很远。图书馆转型应做到新技术与传统业务的有机融合，如若一味强调技术应用，为迎合某些用户需求凸显图书馆核心地位，长久发展必将给图书馆传统价值带来较大冲击。
二、图书馆转型风险管理策略
1、环境前瞻把控风险图书馆内外在环境不断变化，导致资源形态和用户行为、需求的改变，这正是图书馆转型的根本原因。图书馆决策者应及时掌握环境的变化趋势、技术演化与用户信息需求的变化规律，预知风险。
（1）信息环境。信息采集、储存、传输技术的变化，推动信息组织智能化、信息媒体多样化等业务变革。各类社会机构将与图书馆竞争资源与服务，图书馆必须洞察信息业态的变化趋势。图书馆的文献服务功能正在弱化，社会服务功能正在加强。图书馆在发挥自己传统优势的同时，也要积极加强与新信息环境的融合，通过转型发展适应新环境。传统的图书馆服务都是依托馆藏资源开展，图书馆服务转型可以有效利用网络平台，实现图书馆资源与外网资源的协调发展。（2）用户环境。信息环境下，用户在获取信息时更倾向于利用便捷、实时的网络。OCLC早在2004年《环境扫描》报告中就发现，用户获取信息的主要趋势是“自助服务”“用户满意”以及“无缝衔接”。图书馆转型必须以用户需求为基础，提供真正适应用户需求的服务，使图书馆服务融入大众生活。一些公共图书馆致力于打造市民的“第二起居室”和综合文化社区，积极开展延伸服务，就是对用户需求的响应。互联网的发展，必然会继续改变用户的行为与心理。前瞻用户行为的变化，有利于主动把控运营中的风险。
（3）管理环境。图书馆转型涉及业务重组与人、财、物的管理问题。新的业态必然要求新的管理模式，原本垂直型的管理结构已不适应当下的业务活动，要形成新型扁平管理体系，以适应当下的远程服务、24小时服务及个性化服务。领导层要前瞻性地采取管理措施应对转型中的系列难题，例如，平衡转型中岗位变动给馆员带来的情绪波动，维护馆员队伍稳定;在财务方面，管理层要提前测评转型成本、后期投入等，评估转型效益，预防转型遭遇经济风险。
2、优化治理迁移风险
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协调解决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具有平等协商、持续互动、达成共同利益的特征。有效的治理可以转移风险。（1）治理结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图书馆理事会制度是一种开放、民主的治理模式，能够有效吸纳图书馆外部人员进入到决策层，扩大参与决策和监督的人员范围，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并协调彼此的利益关系。实行图书馆理事会制度，建立决策层、执行层、监督层分离的法人治理结构，多层次保障图书馆转型进展，监督转型进程，可以有效激发图书馆创新与活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2）客户关系。图书馆在作为服务提供方的同时，也是资源采购方，要建立与外包商、数据库供应商、设备供应商、软件供应商等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业务外包中，无论是将整套分编加工业务外包，还是部分信息服务外包，或是信息技术的开发、维护，都由专业机构负责，图书馆在友好合作的同时要通过制定规范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如对编目准确率的限定，对自动化设备定期维护、技术及时更新的要求等，将外包服务可能带来的风险通过合理合法途径降低。在资源购买方面，图书馆也需通过合同保障自身权益，如在合同中明确“允许资源本地保存”，即便数据库商出现问题，也会最大程度降低对图书馆的影响。
（3）社会力量。早在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就明确指出，“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支持民办公益性文化机构的发展，鼓励民间开办博物馆、图书馆等，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形成政府主办、社会参与、功能互补、运转协调的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体制”，并且还强调“鼓励社会力量捐助和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在用地、税收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可以看出，政府在图书馆治理中，应为“主导”而非“包办”。在图书馆转型实施过程中，在资金、技术、人力都可能面临风险的情况下，图书馆一方面应该提高自主性和信息时代的引领性，另一方面应该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图书馆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来，实现图书馆转型的“成本社会化”。
3、业务创新降低风险
通过业务创新，扩大用户群，提高图书馆服务的成就感，可以提高图书馆的社会价值，防止用户远离图书馆，降低图书馆价值转移风险。（1）创新服务理念。图书馆努力创新业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但有些举措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甚至因为资本、人力等风险而停滞不前。图书馆转型不仅要面向数字时代多样化信息需求重组业务流程，同时要创新与之匹配的工作方法和服务内容，创新能真正产生效益的业务形式，还要及时评估能否有效满足用户需求，是否符合图书馆发展理念，图书馆资源能否对这些服务提供有效支撑。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增加直接面向读者的服务人力，北京大学图书馆大力开展科学数据服务，这些服务实践创新，有效实现图书馆服务转型向纵深推进。
（2）提升馆员队伍水平。图书馆的转型，最根本的是人的转型。馆员作为图书馆的核心力量，其职业能力直接影响到服务的质量及转型的走向，信息环境对图书馆转型带来的挑战实质上是对图书馆员能力的挑战。国内外已经有一系列的图书馆员职业资格认证标准。我们必须要结合新型业务培养多元化的人才，如数据图书馆员、版权图书馆员、社区图书馆员、数字图书馆员、信息素养专家、学科图书馆员。通过馆员队伍水平的提升，降低图书馆转型业务推进中的风险。4、制度建设规避风险
规避风险还要靠制度建设。制度具有稳定、持续与规范性等特征。诸多转型没有能够向纵深推进的关键原因就是缺乏制度保障以及政策应用不足。（1）优化法制环境。很多时候，图书馆法律地位不明晰使得图书馆转型陷入尴尬境地。法律风险是客观存在于行业外部的一类风险因素，这种情况下，领导强有力的决策，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显得更为重要。图书馆法制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国图书馆将长期处于与法制建设互动的发展环境中，这既是机遇也存在风险。图书馆的运营、发展和社会的多方面产生联系。自2017年3月1日起，我国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该法明确规定图书馆属于“公共文化设施”范围。图书馆应主动利用国家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机遇，积极转型，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内容标准、人力资源、经费保障、法人治理、接受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利用好政策红利。如果图书馆转型脱离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原则，则必将面临政策风险。
（2）扩大特权空间。图书馆不可避免地会利用版权作品，版权依然是主要风险来源。国内外版权法都给图书馆提供了特权空间。在一定条件下，图书馆使用他人版权作品可以不经过许可也不必支付报酬。版权法给予图书馆的特权是有条件的，包括图书馆免费服务、公共开放。在创新服务的环境下，传统图书馆服务必然要通过购买社会服务、与其他机构合作、创新业务流程等方式实现转型。在此新环境下，传统版权豁免规则是否适用于图书馆，例如数字资源的远程服务、大数据服务等。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发布的《数字时代知识发现海牙宣言》就是对这个风险的关注。我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正在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图书馆在转型过程中也应积极倡导著作权法改革，完善图书馆公益性服务版权豁免制度，扩大图书馆特权空间，降低版权风险。
（3）重视隐私保护。数字化转型发展环境使图书馆在保护用户信息方面面临更大压力。我国对公民隐私权管理和保护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但公众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因此，图书馆应利用法律规制的制度化、程序化，将馆员行为及读者行为纳入到法律规制的范畴。在转型创新实践中，图书馆一方面要不断扩大与深化服务，另一方面又要切实保护用户个人信息。
三、结语
图书馆肩负着保存、传承人类文明的历史责任，是重要的社会机构。公共图书馆制度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智慧结晶，一百多年来不断与时俱进，紧跟社会发展，图书馆为公众提供平等服务、优质服务的理念始终没有变。在新的信息环境下，图书馆转型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我们在认识到转型必要性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潜在的风险，要通过科学的设计，促进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国内图书馆学界应重视图书馆发展理论研究，探索发展规律，共同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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