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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进口抗癌药平价“印度版”走俏

  导读:内地进口抗癌药平价“印度版”走俏。而在公立医院,英国易瑞沙的售价是一粒500港币(约400元),一瓶约4000元,比内地便宜1500元。



  因代购印度仿制抗癌药被刑拘的深圳李氏夫妇,目前已被取保候审,等待着未知的法律惩罚。
  8月19日警方将李某某带走时,在他的办公室和住所查获30余盒印度仿制抗癌药。一同因涉嫌销售假药被刑拘的还有李妻,她是某通讯公司长期驻印度员工,负责在印度购买仿制药,交由丈夫在淘宝销售。
  李氏夫妇并非因代购仿制抗癌药被刑拘的第一例。2011年,深圳某知名企业派驻印度员工何某被抓获时,其淘宝账号已经累计收取了28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药物,按假药论处。尽管印度仿制抗癌药的药效没有在其他国家得到权威认证,然而,巨大的差价、求生的欲望让代购这条快捷途径显得颇受欢迎。
  在对印度仿制药诸多议论之后,最终,人们回归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内地的进口抗癌药为什么这么贵?
  平价“印度版”走俏
  尽管内地医生不愿公开评论印度仿制抗癌药疗效,私下“指点”病人并不鲜见
  2012年6月,北京人戚书芸(化名)的母亲被诊断为肺癌晚期,经历两次不算成功的化疗后,健康每况愈下。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医生建议服用易瑞沙,英国专利靶向药物,每粒550元,1天1粒,一个月需花费16500元。
  根据维基百科词条,靶向药物可作用于致癌及肿瘤生长所必需的特定分子靶点,从而阻止癌细胞的生长。它不会像传统化疗药物一样,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破坏正常组织的细胞,攻击目标性很强,可以单独或者与化疗联合用于晚期癌症患者。李某某代购的印度仿制药,也属于靶向药物。
  尽管靶向药物被称为“目前最先进的用于治疗癌症的药物”,然而,它的疗效并没有得到医学界的一致认可。此前,医学博士胡育新公开发文称,靶向药物“价格高得离谱且疗效不稳定,以我国的国情而论,显然不宜普遍推广。”
  香港玛丽医院内科部医生何重文则告诉南都记者,对于肺癌患者来说,最好的方式是手术,但手术仅对部分早期肺癌患者有用,而且不幸的是,目前并没有有效的早期筛查手段。
  “从效果角度来说,靶向治疗并不属于根治性治疗。但是有了靶向治疗之后,我们确实看到病人延长了生命时间。”何重文说。
  为了寻求花费更低的治疗延长母亲的生命,戚书芸在网上找到了价格相对低廉的印度易瑞沙,一盒30粒,代购价在1500-1800元不等。戚书芸的一位飞行员朋友开始帮她从印度定期代购。
  在印度,制药公司可以强行仿制专利药。按照国际规则,只有在流行疾病导致了公共健康危机时,一国才可强行仿制,而癌症显然不属于这一范畴。抗肿瘤产品被强制仿制的国际公司接连将印度政府告上法庭,但是全部败诉。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驻印度职员蒋桢桦(化名)在网上兼职代购印度仿制药,他向记者提供了印度当地药房LindsayBluePrint9月6日的一张发票,30粒装的印度版易瑞沙在这家药房的售价为4000卢比(约400元)。他会在这个基础上再加30%的提成。
  易瑞沙为处方药,也就是说,去药店购买时,必须出示医生开具的处方。而蒋桢桦称,在印度,跟药房老板熟了以后,不提供处方也可以买到药。
  同样的情况在香港也有发生。在香港,易瑞沙的专利并未到期,仿制药在公立医院被禁止出售,但在部分社区药房可以买到。南都记者在尖沙咀随机走访了5家药房,同一规格的印度版易瑞沙报价在2700港币(约2160元)至5500港币(约4400元)不等。而在公立医院,英国易瑞沙的售价是一粒500港币(约400元),一瓶约4000元,比内地便宜1500元。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告诉南都记者,在香港药房购买处方药需要向药房的药剂师出示处方,但是很多顾客会绕过药剂师,直接向售货员购买。“香港法律规定,如果看见售货员非法销售处方药而不管,药剂师会被起诉。为了避免这一点,药剂师们都待在药房的办公室。”崔俊明说。而且,部分药店会与私家医生“合作”,只要有私家医生提供处方,药房出售处方药就显得“合法”了。
  尽管内地医院的医生不愿公开评论印度仿制药疗效,但是私下里,他们侧面“指点”的情况并不鲜见。深圳卓正医疗诊所医生李陶告诉南都记者,他此前在301医院肿瘤中心工作,遇到家庭经济情况差、求生欲望强的病人咨询是否有便宜一点的药物时,会建议他们去香港购买,或者让在印度的亲戚朋友代购。“如果直接问我们什么地方能买到药,那就直接说不太清楚。”他说。
  内地市场竞争性不强?
  “药价是体制、医疗卫生制度、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综合决定的,这些东西不能简单砍下去”
  今年3月,戚书芸母亲不治离世。戚书芸在银行上班,10个月的时间内,母亲的治疗费用(含药费)共计20万元左右,她出了12万元,那是她的全部积蓄。
  根据《2012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我国每年因癌症死亡的病例达270万,占死亡总数的13%.其中,恶性肿瘤发病率最高、死亡率最高的均为肺癌。
  肺癌患者再熟悉不过的易瑞沙,其厂家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2012年的财务报表显示,易瑞沙全球销售额为6.11亿美元(约37亿元),其中中国市场的销售额约为8亿元,中国市场占有率为全球市场的21.6%.
  印度版易瑞沙的生产商Natco公司,其销售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员工告诉南都记者,Natco公司所有的仿制药均只在印度销售,以易瑞沙为例,Natco公司花了三年时间仿制出该药,研发成本在50万-100万美元之间,年销售额在500万美元左右。这意味着,仿制药的成本收回费时并不长。
  “中国是仿制大国,但是创新能力不强,中国市场几乎没有靶向药物的仿制药,构不成竞争,靶向药物的药价自然降不下来。”国内某部门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人士称。
  然而,在戚书芸母亲确诊后的后期,医生建议过服用一种“疗效类似”的国产药,该药一盒21粒,售价3080元,一个月需花费12320元,一个疗程比易瑞沙便宜4180元。该药被称为“我国自主研发的小分子靶向抗癌药”。
  “药价是体制、医疗卫生制度、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综合决定的,这些东西不能简单砍下去,砍下去一定会出事,市场的使用和供应都会出现问题。”某部门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人士说。
  此前,罗氏制药生产的注射用头孢曲松钠曾被降价40%.头孢曲松钠为原研药,也就是在中国市场过了专利期的专利药。专利期过后,中国市场便出现了几十家药价不等的仿制药。以2010年安徽省的招标价为例,罗氏生产的头孢曲松钠中标价为78元,山东润泽生产的头孢曲松钠中标价则为1.25元。
  “强行降价后,医药公司说,你再降价我就不卖了,医生也过来说,你不能把人家给降死,国产的没用,我们就要用这个药。”接近药品定价的一位人士告诉南都记者。
  而在肿瘤病房,病情越是晚期,求生的欲望越是强烈,对于抗癌药寄予的期望越大,医生甚至不敢直接告诉病人已经没有治疗手段了。北京肿瘤医院一位医生告诉南都记者,对于晚期病人,医生会给他们开一些中药,“完全是心理安慰。”
  漫长审批和单独定价
  进口药品在内地上市必须重新临床试验成为“研发成本的一部分”,目前有关部门尚未对抗癌药赫塞汀、易瑞沙等做出最高限价
  一位接近药品定价的人士告诉南都记者,内地药品定价分为三类,一类是政府定价(如疫苗),一类是市场调节,另一类是政府指导价,形式为最高零售价限价,包括统一定价和单独定价,而专利药都属于单独定价。目前市场流通的8000多种药品中,3000种左右的药品属于政府定价。
  据《人民日报》8月报道,瑞士制药巨头罗氏公司一位负责人向他们表示,该公司生产的抗癌药赫塞汀内地销售价格经国家发改委批准。而相关人士却表示,赫赛汀是自主定价,无需发改委批准,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罗氏制药传播部的确认。
  赫塞汀是靶向治疗药物的一种,用于治疗部分胃癌、乳腺癌。440毫克的赫塞汀在内地售价24500元,香港约15200元,美国约24400元,其中,内地与香港的差价约9300元,与发达国家中药价最高的美国的差价是100元。
  但值得一提的是,有关部门搜集的一份同规格的同种药在世界各地的售价表显示,中国内地并不在所有品种的价格榜首。
  按照定价分类推断,赫塞汀属于单独定价,那么就要受到最高零售价的限制。而该内部人士称,目前有关部门尚未对部分药物作出最高限价,赫塞汀和易瑞沙都属此类。
  1998年,赫塞汀在美国批准上市,4年后,中国批准其上市。我国《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进口药品上市前必须进行临床试验。也就是说,一种已经在国外做过临床试验、已经审批上市的药物,还要在中国内地重新临床试验,而仅从申请临床试验到获批,就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医生何重文认为从人种角度考虑,这种做法可以理解。李陶介绍,这个过程是可以通过中国患者及时参加国家临床试验等方法缩短的。罗氏公司亚太区注册总监吕玉真告诉南都记者,一种靶向药物在中国内地做完三期试验后,距离上市短则两三年,长则七八年。
  医药公司为上市欧美市场所做的全球临床试验中,有时会包括亚洲人种。但即使这样,在中国内地上市所需的临床试验还是不可避免。“我们非常想在全球试验中包含更多的中国病例,这样可以加速上市,但是欧美审批临床需三个月左右,而中国可能需要两年,等批完试验都做好了。”吕玉真说。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沟通部总监左玉增告诉南都记者,临床试验的费用是药价成本的一部分。“中国内地要求的临床试验是药物全球研发成本的一部分,尽管只占一小部分,但全球成本也会相应增加。”吕玉真说。
  吕玉真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甚至2000年初,有些进口药品在中国内地注册并不需要再次进行临床试验,只要提供在欧美通过的临床试验结果即可。而之后,审批时间却越来越长。
  “科学谨慎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新药在中国内地上市的时间也被滞后了,两者需要一个平衡点。”他评价道。
  “有时我们刻意让外资公司来中国内地做临床研究,因为这是全部免费的,老百姓能受益几个是几个,其实有时候这是不需要的,因为很多药我们的病人都从国外购药试用过了。”北京肿瘤医院主任医师张晓东说。
  药品注册在内地耗时漫长,成为患者赴港购药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香港,医药公司只需给卫生局提供已上市国开具的证明,最多一年即可通过审批。
  “制度成本一定会加上去”
  17%增值税,经销商多重溢价,医院10%-15%药品加价和看不见的暗回扣
  时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执行总裁萧滋杰(JeffSchultz),2008年底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内地药价高是因为医院15%的药品加价,流通领域70%的加价以及征收的17%的增值税。
  尽管流通领域70%的加价不是固定值,按照现RDPAC沟通部总监左玉增的说法,“流通部分70%的加价只是一个范围”,因为“要经过好几道经销商”。
  国药控股一位员工透露,制药巨头的物流和商务费用占药价的7%-8%,其中物流费约2%.涉及的经销商一般在3道左右,每道经销商溢价5%-7%,在最后一道程序,也就是最后一级经销商到医院的链条上,会溢价7%-8%.
  吕玉真告诉南都记者,一种进口抗癌药物的研发成本需要10亿美元左右。从成千上万种化合物中发现合适的到上市,仅在美国,就需要10-14年的时间。上市后,每年还需缴纳专利保护费。
  而在中国内地,接近药品定价的一位人士说,“中国内地比较特别,有制度成本,只要你不改它,它一定会加到药价上去。”
  中国内地药品的增值税率为17%,高于欧洲各国的平均值8.8%.英国(前提为药店购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增值税均为0%,在增值税率为25%的瑞典,对药品也进行了减让,瑞典药品增值税为0%.
  按照规定,内地医院还可在实际购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0-15%.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赫塞汀的中标价为21613元,零售价为24854.9元,加价了15%.每卖出一盒赫塞汀,医院可盈利3242元,也就是说,成本越高,医院盈利越大。
  “如果把15%的药品加成拿走,好多医院都活不了,因为政府只给医院5%的财政支出。以药养医是政府的问题,不是医院的问题,也不是医生的问题。”张晓东说。
  15%的价格是明的回扣,而在实际操作中,暗的回扣也时有发生。先后在默克(德国制药公司)和诺华(瑞士制药公司)做过医药代表的阮步雯(化名)告诉南都记者,在和医生的接触中,有小部分医生会直接问她有没有回扣。“我听说有的人会这么做,但我从来都说没有。”
  阿斯利康2012年年报称,该公司正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不正当行为进行调查,包括销售行为、内部管控、部分经销商、与医护人员及政府官员的交往等。
  “国外的公司要好一点,国内的很多公司会明目张胆给10-20%的回扣,通过现金或转账的方式直接给医生。”胡育新说。
  作为医药代表,阮步雯在诺华负责某药物时,每个月有七八千元的推广费,她称自己主要用来开针对某种疾病的科室会议。“会给主讲的1-3名医生一些劳务费,具体根据医生级别和讲课质量定,讲得深入的,讲课费会在2000-3000元,讲得一般的给1000元。”
  学术是连接医药公司和医院的一条纽带。一位参加了2012年美国肝病年会的人士告诉南都记者,去年罗氏制药组织了五六十名医生去美国参会,但是罗氏有规定,不能安排入住带温泉、度假等字眼的酒店,行程也只能限制在会议地点。
  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在中国的“医药贿赂”事件6月曝光后,“学术会议”也成了敏感字眼。诺华制药公关部一位人士告诉南都记者,现在邀请医生参加学术会议,医生都不敢参加。
  相比内地进口药需要走过的层层通道,除了没有增值税,香港的诸多加价部分也不存在。何重文告诉南都记者,香港公立医院的药物都由医院管理局统一向厂家采购,在医院按原价销售,“批量采购的价格是可以商议的,此外,若药物具可替代性,价格也肯定会下降。”
  中国内地比较特别,有制度成本,只要你不改它,它一定会加到药价上去。
  ———接近药品定价的一位人士
  中国抗癌市场现状调研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2013-2017)》由中国报告网抗癌药行业分析专家领衔撰写,主要分析了抗癌药行业的市场规模、发展现状与投资前景,同时对抗癌药行业的未来发展做出科学的趋势预测和专业的抗癌药行业数据分析,帮助客户评估抗癌药行业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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