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中国报告网发布《2012-2016年中国快速经济模具市场调研及投资战略咨询报告》
自亚当斯密以来，关于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与作用一直存在很强的时代色彩和局限性。1955年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量实证分析，结论也是相互冲突的，部分学者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导致资源错配(Resource misallocation)，降低经济运行效率，不利于经济增长。我们在综合分析各种理论观点和实证分析成果基础上，从经济循环发展的角度进行的理论分析表明，收入分配作为整个经济循环发展的重要环节，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决定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宏观层次看，由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演变规律所决定，工业化中前期劳动者报酬占比会不断下降、资本要素收入占比将不断上升，工业化后期劳动者报酬占比将回升、资本要素收入占比则趋于下降。从微观层次看，工业化过程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先降后升与资本要素收入占比先升后降的走势，是由劳动力市场和资本要素市场供求格局的相对变化引致的，收入分配格局的转变又会引致工业化中前期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工业化中后期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并通过改变消费需求分布，为工业化中前期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需求支撑。但需要关注的是，工业化后期劳动者报酬占比的提高并不必然引致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只有在劳动力均质化或政策干预下，才能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我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后期，投资率与资本要素收入占比已开始下降，消费率和劳动者报酬占比已恢复上升趋势，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趋于下降。未来应在保障经济运行效率前提下，顺应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内在要求，通过改革制约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的体制与机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经济在转型升级中稳定增长。
一、西方经济学界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收入分配一直是西方各种经济学派理论研究的重点。收入分配涉及到不同阶层的切身利益，受研究角度、意识形态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等因素制约，各种经济学派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具有很强的时代色彩和局限性。1955年库茨涅茨提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倒U”假说之后，各国经济学家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由于缺乏严谨系统的理论支撑，众多经济学家以各国数据为基础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因忽视了各国制度与发展阶段不同等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加上分析技术的限制，所得出的结论经常是相互矛盾的。从近年来各种实证分析结果看，强调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主要是基于适度收入差距可以激励创新与创业、促进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且一些能够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措施，如技术进步、金融深化等，必然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强调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负面作用的观点，主要是基于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资源错配、消费需求不足和社会不公正引发的各种问题。
(一)古典经济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收入分配是古典经济学派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收入在工人工资、地主地租和资本家利润之间的分配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物质匮乏等因素制约，多数古典经济学家坚持“供给能够创造自身需求”的萨伊定律。由此出发，古典经济学派收入分配理论特别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们认为，由于供给创造自身需求或不存在需求不足制约，收入分配中工人的收入用于满足维持工人的最低生活消费，地租用于地主的消费，只有资本家的收入用于积累，保持经济增长需要最大限度的提高利润率，“一国年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是逐年减少，还是不增不减，要取决于这一国家的年产物按照什么比例分配给这两个阶级的人民”(亚当斯密，1779)。
(二)新古典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新古典学派在继承了古典学派“供给创造需求”等基本思想基础上，发展出了边际效用理论和静态均衡理论，提出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在内的任何商品价格取决于供求均衡和边际生产率，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正如琼罗宾逊在其《现代经济学导论》一书中对新古典学派收入分配理论所作的概括，在市场均衡状态下，“每种要素为它的服务获得的租金等于它所属那一组的边际生产率”(琼罗宾逊、伊特韦尔，2002)。新古典经济学派坚持市场能够自动出清或达到均衡状态与供给能够创造自身需求的萨伊定律，其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保持经济自由主义、市场自由、反对任何外部干预。因此，虽然新古典学派没有明确系统的收入分配理论，但其增长理论已内含了要素收入由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
从时间上看，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属于古典经济学的后期，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因此被西方经济学归类为古典经济学派之一。马克思在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价值理论和扩大再生产理论，从剩余价值的来源分析和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出发，阐明了资本积累过程中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以及自由市场经济下资本家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必然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危机的内在规律。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和积累与消费按比例发展的理论，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剑桥学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以琼罗宾逊为首的新剑桥学派和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是后凯恩斯主义的两大学派。新剑桥学派的增长理论是以收入分配理论为基础的，着重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收入与财富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理论的核心公式是I/Y=SW+(SP-SW)×P/Y，其中Y、I、P、SP、SW分别为国民收入、投资、利润、利润的储蓄倾向和工资收入的储蓄倾向。其核心观点是保持合适的经济增长要求一定的投资率，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资本家的消费倾向和利润率，资本家的消费倾向越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越高，从长期发展看，工人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趋于下降，主张国家应采取措施实现收入的均等化(琼罗宾逊、伊特韦尔，2002)。
(五)库茨涅茨的倒U理论
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均是从要素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55年库茨涅茨在分析美国、英国和德国经济发展与不同收入群体收入份额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倒U”理论假说，开启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先河。库茨涅茨的“倒U”理论假说认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西蒙库兹涅茨，1955)。库兹涅茨提出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假说后，包括库茨涅茨本人在内的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部分研究印证了“倒U”理论假说，如库茨涅茨在此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发现，在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中存在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并据此得出发达国家积累率将不断下降的结论，但在不发达国家，收入差距趋于扩大(西蒙库兹涅茨，2005)。但受不同国家收入分配制度和发展阶段差异巨大影响，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如Ronald Benabou对拉美、东亚、南亚等国家进行的跨国分析表明，各国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会降低经济增速(Ronald Benabou，1996)。
(六)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的深入发展
1980年以后，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日渐突出，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日渐深入。迄今为止，大部分研究是从实证角度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如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通过刺激创新和创业促进经济增长(Lazear and Rosen，1981)，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助于企业家积累必需的资本以开展创业活动或让部分人获得良好的教育，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Barro，2000)。针对各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或居高不下的现实，更多的实证研究着重分析不平等扩大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对此，2015年IMF的工作报告在总结各方面研究成果基础上，以1980～2012年近100个国家的数据为样本，全面分析了技术进步、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金融深化、劳动力市场变革、再分配政策、教育等因素对不同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结论是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上升会降低中长期经济增速，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上升会显著提升中长期经济增速(IMF，2015)。
(七)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分析的新进展
1980年以来，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2004年美国布朗大学的Galor和希伯来大学的Moav合作进行的研究。他们以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和Kaldorian-Keynesian储蓄假说为基础构建的分析框架，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不同时期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出发，论证了不同发展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这一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在物资资本积累作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的工业化早期，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资源向储蓄转化，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但在人力资本逐步替代物资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后，收入分配均等化通过弱化信贷约束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刺激经济增长(Galor and Moav，2004)。Galor和Moav研究的重要贡献是弥合了不同实证研究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矛盾结论，从理论上为库茨涅茨的“倒U”假说提供了重要支持。但其理论也有很大局限性，由于仅考虑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忽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有效需求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关于早期发展阶段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引致的消费需求扩张会限制物质资本积累并制约经济增长和经济发达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没有影响的结论，明显有违经济发展的现实。
二、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综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的各种观点，我们认为，分析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需要从宏观层次上把握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以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为基础，从投资与消费的内在发展规律出发，分析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结构及其演变趋势的内在要求。其次，在微观层次，需要从生产要素与需求两个方面，分析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此，我们首先从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发展规律出发，分析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内在要求及其演变规律。
(一)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演变规律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已对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积累与消费按比例发展问题作出了严谨的论证分析。他指出，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就像第一部类必须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二部类提高追加的不变资本一样，第二部类也要同样为第一部类提高追加的可变资本。就可变资本来说，当第二部类以必要消费资料的形式再生产它的总产品的更大部分，特别是它的剩余产品的更大部分时，它既为第一部类也为它自己进行积累了”(卡尔马克思，2004)。马克思关于积累与消费按比例发展的论断，揭示了供求必须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基本规律。马克思关于积累与消费按比例发展的理论，体现在投资率和消费率方面，即要求一段时期内投资率和消费率必须保持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均衡状态，只是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均衡值将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而改变，是动态发展的。我们在以前的研究中已经证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率和消费率总是周期性波动的，其动态均衡值取决于由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投资加速数和消费倾向(李建伟，2015a)。
在经济的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提升引致消费需求的重点从投资加速数较小的食品加工业逐步转向投资加速数较大的轻工业和加速数很高的重化工业产品，投资率的动态均衡值将不断提高，消费率的动态均衡值将不断下降。在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居民消费重点转向投资加速数较低的服务消费，投资率的动态均衡值也将不断下降，消费率的动态均衡值将恢复上升趋势。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比较稳定后，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动态均衡值也将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但技术进步引致的新兴产业崛起，仍将改变投资率和消费率动态均衡值的发展趋势。
本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基础研究课题《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子报告，课题顾问：张来明、葛延风，课题负责人：李建伟，报告执笔：张来明、李建伟。
参考文献：
(1)Barro, R. J., 2000,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5(1), pp. 5～32.
(2)Dabla-Norris, E. Y. Ji, R. M. Townsend, and D. Filiz Unsal, 2015, “Distingwishing Constrains of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Their Impact on GDP and Inequ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2082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ch.
(3)Facundo Alvaredo, Anthony B. Atkinson,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2013, “The Top 1 Percent in Interna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3), pp. 3～20.
(4)Galor, O. and O. Moav, 2004, “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1(4), pp. 1001～26.
(5)IMF, 2015,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6)Lazear, E. and S. Rosen, 1981, “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5), pp. 841～64.
(7)Ronald Bénabou, 1996, “Inequality and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5658 July 1996.
(8)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
(9)李建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布的正态估计》，《发展研究》，2013年a第5期。
(10)李建伟：《耐用消费品需求增长周期与经济增长关联度：1978～2012》，《改革》，2013年b第7期。
(11)李建伟：《居民收入分布对耐用消费品及经济增长周期的影响：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乘用车为例》，《经济纵横》，2013年c第6期。
(12)李建伟：《投资率、消费率与经济周期变动的关联度》，《改革》，2015年a第12期。
(13)李建伟：《经济增长周期的内生机制及其动态均衡增长状态》，中国市场出版社，2015年b。
(14)李建伟：《居民收入分布与经济增长周期的内生机制》，《经济研究》，2015年c第1期。
(15)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16)西蒙库兹涅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美国经济评论》，1955年第3期。
(17)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
(1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
(19)张来明(怀仁)、李建伟：《我国实体经济困境摆脱及其或然对策》，《改革》，2014年第2期。
自亚当斯密以来，关于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与作用一直存在很强的时代色彩和局限性。1955年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量实证分析，结论也是相互冲突的，部分学者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导致资源错配(Resource misallocation)，降低经济运行效率，不利于经济增长。我们在综合分析各种理论观点和实证分析成果基础上，从经济循环发展的角度进行的理论分析表明，收入分配作为整个经济循环发展的重要环节，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决定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宏观层次看，由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演变规律所决定，工业化中前期劳动者报酬占比会不断下降、资本要素收入占比将不断上升，工业化后期劳动者报酬占比将回升、资本要素收入占比则趋于下降。从微观层次看，工业化过程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先降后升与资本要素收入占比先升后降的走势，是由劳动力市场和资本要素市场供求格局的相对变化引致的，收入分配格局的转变又会引致工业化中前期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工业化中后期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并通过改变消费需求分布，为工业化中前期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需求支撑。但需要关注的是，工业化后期劳动者报酬占比的提高并不必然引致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只有在劳动力均质化或政策干预下，才能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我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后期，投资率与资本要素收入占比已开始下降，消费率和劳动者报酬占比已恢复上升趋势，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趋于下降。未来应在保障经济运行效率前提下，顺应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内在要求，通过改革制约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的体制与机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经济在转型升级中稳定增长。
一、西方经济学界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收入分配一直是西方各种经济学派理论研究的重点。收入分配涉及到不同阶层的切身利益，受研究角度、意识形态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等因素制约，各种经济学派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具有很强的时代色彩和局限性。1955年库茨涅茨提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倒U”假说之后，各国经济学家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由于缺乏严谨系统的理论支撑，众多经济学家以各国数据为基础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因忽视了各国制度与发展阶段不同等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加上分析技术的限制，所得出的结论经常是相互矛盾的。从近年来各种实证分析结果看，强调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主要是基于适度收入差距可以激励创新与创业、促进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且一些能够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措施，如技术进步、金融深化等，必然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强调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负面作用的观点，主要是基于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资源错配、消费需求不足和社会不公正引发的各种问题。
(一)古典经济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收入分配是古典经济学派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收入在工人工资、地主地租和资本家利润之间的分配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物质匮乏等因素制约，多数古典经济学家坚持“供给能够创造自身需求”的萨伊定律。由此出发，古典经济学派收入分配理论特别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们认为，由于供给创造自身需求或不存在需求不足制约，收入分配中工人的收入用于满足维持工人的最低生活消费，地租用于地主的消费，只有资本家的收入用于积累，保持经济增长需要最大限度的提高利润率，“一国年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是逐年减少，还是不增不减，要取决于这一国家的年产物按照什么比例分配给这两个阶级的人民”(亚当斯密，1779)。
(二)新古典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新古典学派在继承了古典学派“供给创造需求”等基本思想基础上，发展出了边际效用理论和静态均衡理论，提出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在内的任何商品价格取决于供求均衡和边际生产率，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正如琼罗宾逊在其《现代经济学导论》一书中对新古典学派收入分配理论所作的概括，在市场均衡状态下，“每种要素为它的服务获得的租金等于它所属那一组的边际生产率”(琼罗宾逊、伊特韦尔，2002)。新古典经济学派坚持市场能够自动出清或达到均衡状态与供给能够创造自身需求的萨伊定律，其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保持经济自由主义、市场自由、反对任何外部干预。因此，虽然新古典学派没有明确系统的收入分配理论，但其增长理论已内含了要素收入由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
从时间上看，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属于古典经济学的后期，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因此被西方经济学归类为古典经济学派之一。马克思在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价值理论和扩大再生产理论，从剩余价值的来源分析和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出发，阐明了资本积累过程中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以及自由市场经济下资本家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必然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危机的内在规律。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和积累与消费按比例发展的理论，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也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剑桥学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以琼罗宾逊为首的新剑桥学派和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是后凯恩斯主义的两大学派。新剑桥学派的增长理论是以收入分配理论为基础的，着重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收入与财富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理论的核心公式是I/Y=SW+(SP-SW)×P/Y，其中Y、I、P、SP、SW分别为国民收入、投资、利润、利润的储蓄倾向和工资收入的储蓄倾向。其核心观点是保持合适的经济增长要求一定的投资率，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资本家的消费倾向和利润率，资本家的消费倾向越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越高，从长期发展看，工人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趋于下降，主张国家应采取措施实现收入的均等化(琼罗宾逊、伊特韦尔，2002)。
(五)库茨涅茨的倒U理论
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均是从要素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55年库茨涅茨在分析美国、英国和德国经济发展与不同收入群体收入份额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倒U”理论假说，开启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先河。库茨涅茨的“倒U”理论假说认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西蒙库兹涅茨，1955)。库兹涅茨提出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假说后，包括库茨涅茨本人在内的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部分研究印证了“倒U”理论假说，如库茨涅茨在此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发现，在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中存在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并据此得出发达国家积累率将不断下降的结论，但在不发达国家，收入差距趋于扩大(西蒙库兹涅茨，2005)。但受不同国家收入分配制度和发展阶段差异巨大影响，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如Ronald Benabou对拉美、东亚、南亚等国家进行的跨国分析表明，各国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会降低经济增速(Ronald Benabou，1996)。
(六)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的深入发展
1980年以后，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日渐突出，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日渐深入。迄今为止，大部分研究是从实证角度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如收入分配不平等可以通过刺激创新和创业促进经济增长(Lazear and Rosen，1981)，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助于企业家积累必需的资本以开展创业活动或让部分人获得良好的教育，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Barro，2000)。针对各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或居高不下的现实，更多的实证研究着重分析不平等扩大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对此，2015年IMF的工作报告在总结各方面研究成果基础上，以1980～2012年近100个国家的数据为样本，全面分析了技术进步、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金融深化、劳动力市场变革、再分配政策、教育等因素对不同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结论是收入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上升会降低中长期经济增速，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上升会显著提升中长期经济增速(IMF，2015)。
(七)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分析的新进展
1980年以来，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2004年美国布朗大学的Galor和希伯来大学的Moav合作进行的研究。他们以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和Kaldorian-Keynesian储蓄假说为基础构建的分析框架，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不同时期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出发，论证了不同发展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这一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在物资资本积累作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的工业化早期，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资源向储蓄转化，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但在人力资本逐步替代物资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后，收入分配均等化通过弱化信贷约束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刺激经济增长(Galor and Moav，2004)。Galor和Moav研究的重要贡献是弥合了不同实证研究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矛盾结论，从理论上为库茨涅茨的“倒U”假说提供了重要支持。但其理论也有很大局限性，由于仅考虑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忽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有效需求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关于早期发展阶段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引致的消费需求扩张会限制物质资本积累并制约经济增长和经济发达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没有影响的结论，明显有违经济发展的现实。
二、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综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的各种观点，我们认为，分析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需要从宏观层次上把握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以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为基础，从投资与消费的内在发展规律出发，分析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结构及其演变趋势的内在要求。其次，在微观层次，需要从生产要素与需求两个方面，分析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此，我们首先从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发展规律出发，分析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内在要求及其演变规律。
(一)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演变规律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已对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积累与消费按比例发展问题作出了严谨的论证分析。他指出，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就像第一部类必须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二部类提高追加的不变资本一样，第二部类也要同样为第一部类提高追加的可变资本。就可变资本来说，当第二部类以必要消费资料的形式再生产它的总产品的更大部分，特别是它的剩余产品的更大部分时，它既为第一部类也为它自己进行积累了”(卡尔马克思，2004)。马克思关于积累与消费按比例发展的论断，揭示了供求必须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基本规律。马克思关于积累与消费按比例发展的理论，体现在投资率和消费率方面，即要求一段时期内投资率和消费率必须保持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均衡状态，只是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均衡值将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而改变，是动态发展的。我们在以前的研究中已经证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率和消费率总是周期性波动的，其动态均衡值取决于由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投资加速数和消费倾向(李建伟，2015a)。
在经济的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提升引致消费需求的重点从投资加速数较小的食品加工业逐步转向投资加速数较大的轻工业和加速数很高的重化工业产品，投资率的动态均衡值将不断提高，消费率的动态均衡值将不断下降。在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居民消费重点转向投资加速数较低的服务消费，投资率的动态均衡值也将不断下降，消费率的动态均衡值将恢复上升趋势。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比较稳定后，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动态均衡值也将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但技术进步引致的新兴产业崛起，仍将改变投资率和消费率动态均衡值的发展趋势。
本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基础研究课题《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子报告，课题顾问：张来明、葛延风，课题负责人：李建伟，报告执笔：张来明、李建伟。
参考文献：
(1)Barro, R. J., 2000,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5(1), pp. 5～32.
(2)Dabla-Norris, E. Y. Ji, R. M. Townsend, and D. Filiz Unsal, 2015, “Distingwishing Constrains of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Their Impact on GDP and Inequ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2082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ch.
(3)Facundo Alvaredo, Anthony B. Atkinson,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2013, “The Top 1 Percent in Internat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3), pp. 3～20.
(4)Galor, O. and O. Moav, 2004, “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1(4), pp. 1001～26.
(5)IMF, 2015,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A Global Perspectiv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6)Lazear, E. and S. Rosen, 1981, “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5), pp. 841～64.
(7)Ronald Bénabou, 1996, “Inequality and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5658 July 1996.
(8)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
(9)李建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布的正态估计》，《发展研究》，2013年a第5期。
(10)李建伟：《耐用消费品需求增长周期与经济增长关联度：1978～2012》，《改革》，2013年b第7期。
(11)李建伟：《居民收入分布对耐用消费品及经济增长周期的影响：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乘用车为例》，《经济纵横》，2013年c第6期。
(12)李建伟：《投资率、消费率与经济周期变动的关联度》，《改革》，2015年a第12期。
(13)李建伟：《经济增长周期的内生机制及其动态均衡增长状态》，中国市场出版社，2015年b。
(14)李建伟：《居民收入分布与经济增长周期的内生机制》，《经济研究》，2015年c第1期。
(15)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16)西蒙库兹涅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美国经济评论》，1955年第3期。
(17)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
(1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
(19)张来明(怀仁)、李建伟：《我国实体经济困境摆脱及其或然对策》，《改革》，2014年第2期。
作者：张来明 李建伟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国报告网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ww）
更多好文每日分享，欢迎关注公众号
【版权提示】观研报告网倡导尊重与保护知识产权。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复制、转载、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网站的内容。如发现本站文章存在版权问题，烦请提供版权疑问、身份证明、版权证明、联系方式等发邮件至kf@chinabaogao.com，我们将及时沟通与处理。
